“六四”十八周年的几句话

Today is the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The Tiananmeng Massacre)" which happened on June 4th 1989 in Beijing China. At that time, a lot of innocent students and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ere arrested and jail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Many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oth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aime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was a movement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support democracy”. In fact, many of people amongst the demonstrators only had the foggiest idea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

As a younger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that year, I, by the first time, came to Beijing. I remember that I saw many Chinese guards with weapons standing around the Gate of Heavily Peace-TianAnMeng Square without smil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Mao Zedong’s biggest portrait,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Beijing, I was very impressed- an armed-solder had wordlessly looked at me. (Yesterday, I took this photo in a same place but, this time,the guard didn't look at me )

It has been 18 years since the memory of his face and eye was shot into my head. Yet, I am still unable to eliminate him from my memory and it may take a long time to remove him from my head. This situation, both for me and for all Chinese who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and freedom may yet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I believe that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Rule of Law（法制）” here in China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han any other process simply because we have a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Rule by Law（人治）”. Article: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其性质各有所识，不仅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各自的定义不一样，就连中国国民的看法也不一样，甚至一些西方人对“六四”的看法也与西方媒体的看法相距甚远。因而，讨论“六四”，并给它一个定义，还有待历史去作最后的裁决。

十八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及阶层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虽然不再兴致勃勃地提及那场震惊全球的“民主运动”，然而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治（Rule by Law）”的国家，尽管这些年，在伴随着经济的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建设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法制（Rule of Law）”，却仍然匍匐不前，有待进一步提高。

究其原因，中西文化的价值不一样：中西两者对统治及其合法性的定义不同，西方是源于选举，中国的权力历来被看作是“受命于天”；中国的传统强调的是等级结构，而西方文明则是民主与平等；中国文化不强调、也不支持权力制衡，而且与西方文明强调竞争不一样，中国文化则注重冲突中的调和与折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正大力建造“和谐”社会的原由。

但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甚至不能建设民主，而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即使排除共产党的一厢情愿），无论是方式和模式，都肯定会有别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而且可能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并体现中国价值。但是，一个能体现中国价值的“民主模式”也必定是“假民主”，这样的话，中西文化及制度的冲突就仍然会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为了“调和”而发展“民主”，与为了“民主”而发展“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等于“慢性自杀”，后者等于“开辟未来”！

注：这张照片是我昨天去天安门拍的，拍摄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我八九年第一次来北京天安门时，被一个武装军人盯着我看，使年幼的我感到十分恐怖的地方。但这一次，这位年青的军人不但没有盯着我（他甚至没有看一眼我的镜头）而且没有配戴武器。我认为，十八年过去了，社会总会有点进步！

文章：中国文化与政治 图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scenery/528023018/

鞭炮声中的史实

大街上不停地闪烁着火药爆炸的光束，一团团烟雾转瞬消失在夜空。天空是一片灰暗，空气中散发着熏人的火药味，地上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砰”的一声，在离我只有二十码的地方，一股气浪迎面扑来…….

这不是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而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首都北京。随着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新年元宵节的临近，北京市民正在用传统习俗——放鞭炮——欢送迎接新春佳节的离去。或许这样的形式可以用“喜闻乐见”来形容，街边巷陌传来的欢声笑语与节日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古老与文明、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仿佛都融入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世界，使这个历经战乱和外族入侵的六朝古都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

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并在唐代普及到了整个中国。到了宋朝，民间出现了制造烟火爆竹的作坊和专业匠人，烟火表演也随之丰富了起来。加之造纸业的发展，使烟花爆竹业变得空前发达。而烟花爆竹的普及与盛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所致，后来潜移默化，逐渐衍变为一种文化，而且涉及到了文化信仰乃至政治生活。这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鞭炮只是为了营造节日的欢快气氛有本质的不同。

早在春秋与南北朝时期，人们就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驱逐“妖魔鬼怪”。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在科技较为发达的宋代，苏东坡有诗曰：“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 可见爆竹在不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民间用途，这与古代中国文化里的“阴阳鬼怪”有密切之关联。事实上，资料研究表明，烟花爆竹的产生，与古代中国的帝王们运用道家的炼丹术来追求长生不老也有一定的关系，《淮南子》中就有关于烟花爆竹的详细记载。毫无疑问，这些记述使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若我们破其表层，其深层的文化与制度渊源就展现在了今人的眼前。

火药的发明于宋朝。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中曾说过，中国的各项重大科技成就大都与宋朝有关。只可惜在宋以后，直至晚清，中国人都未能重视科技，更没有把宋朝的一系列科技成就继承发展下去。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火药攻打北京皇城后，士大夫们虽然意识到了“船坚炮利”的必要性，但是又忽略了我们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宋朝科技之兴盛不能说明古代中国人重视科技。至少，我们看到历代中国人在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足迹中，并没有科技的痕迹。唯一能证明我们有继承和发展“科技” 传统之痕迹的证据是我们在今日北京郊外一百多里地的农家院落里，仍然能看到主人家的大院门内放置着二千多年前就发明出来了的“铁锄头”。

科学技术的本身固然与烟花爆竹的功能在直观上无多大瓜葛，而后者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社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功能即意味着“爆竹文化”的形成！若用雷德斐（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来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来衡量，“爆竹文化”只能算是“小传统”，是大多数文化修养相对较低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发展而成的“习俗”。大传统往往是由少数有哲学思辨能力、懂得更多学问、甚至享有某些政治特权的上层人士创造出来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如“法家、儒家和道家”即是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大传统。但是，大传统必定会由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使其中心价值散布到各地，而这条路子就是“专政制度”。大传统往往在形成之后由统治当局确定它的社会功能，并通过由上而下的施政隧道逐步渗透城镇乡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文化性格，甚至改造了具有乡土气息的“小传统”。

烟花爆竹到底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据现有资料考证，民间运用爆竹的历史的确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显然，爆竹的早期阶段属于小传统的范畴。后来，经过千百年的潜移默化，最初用于驱除鬼神的爆竹及小传统、在大传统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之下，烟花爆竹最后衍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办“红白喜事”时不可缺少的工具，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都习以为常。

演变成之后的小传统显然成为了强化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这似乎可以说明一点：乡村充溢生命之活力最终不能抵挡来自制度和文化深层的权威——大传统。不论爆竹的起源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帝王们运用道家的炼丹术来追求长生不老而偶然产生的结果，还是民间百姓为消除来自妖魔鬼怪的恐惧而发明创造的一项可视为“专利”的技术。它以集小传统为一身的“准大传统”形态，一直在不同时期的专制社会里，烟雾缭绕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又不以为然！

北宋政治家兼诗人王安石曾赋诗《元日》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人借辞旧迎新的诗句及其主题“元日（新的开端）”来表达他对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美好愿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敢于挑战“大传统”，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的口号，胸襟宽广、高瞻远瞩，欲实施包括农业和教育制度在内的多项革新。而宋神宗皇帝则是一位颇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他一心想收回北方的领土，但这需要充足的国家财力作为后盾，因而一场积累经济财富的变法也就迫不急待。这实际上就使“王安石变法”自一开始就烙下了继承大一统观念之“大传统”的标识。虽然神宗皇帝招王安石进京，主导变法，但习惯于传统思维的北宋官僚机构因无法脱变出“大传统”的藩篱，而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

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万变不离其宗”之“大传统”，其基石不仅坚固深厚，而且拥有顽固的生命力。在此，我想到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解说王安石变法时说的一句话：“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而相对中国的政治统治组织而言，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国内民间经济组织也顶多不过是“小传统”而已！

假如说王安石是一代英才的话，那么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及可算一代名臣。作为晚清残局的支柱，他游历东西列强的经历，使他能对世界时局和当时中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一句话，世界已经变了，原有的中华体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位颇具世界眼光的满清重臣也不得不遵循“大传统”，向其当朝主子慈禧皇太后敬献一盒价值相当于今天十万以上货币值的烟花爆竹，以讨得主子的欢心，其“大手笔”直接反映出了专制机构的腐败。

事实上，中国人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习俗已很有点年头。从古至今，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地主豪绅，逢年过节、喜事丧事，免不了要“爆”一番。财力丰厚者往往要“大爆”，恨不得震荡整个城市或村镇，以显示其实力。今天，在我家乡的农村社会里，这种现象依然很普遍，有钱人往往会借机大肆渲染一番。我无力直言它仅是“小传统”，因为，在离我们只有一百来年的慈禧太后就用李鸿章送的烟花爆竹显示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假如说来自专制体制内的传统不算是“大传统”的话，那还有什么事物更能称的上是“大传统”呢？ 难道香港的回归、千禧年的来临，以及申奥的成功，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和喜庆的日子吗？假如说仅仅是为了表达我们自己的喜悦而在顷刻间挥霍上百万的钱财是一种“传统（无论大小）”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美德”，那么还有什么传统比我们直接继承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高呼“皇帝万岁”更能表达我们对传统的眷恋以及发扬传统之精神的呢？

在首都北京，政府在好些年前就禁止市民在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现在，随着我国经济逐日增长，政府为此重新开了绿灯。而市民的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消费方式也就更加多姿多彩，三五百元的烟花爆竹费实在是不在话下。就连海淀区成府路上高级知是分子居住的北大清华教职工楼群下，也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片。或许这种现象可以用官方的文雅俗语来形容，即需要培养“健康的生活志趣”或是“符合传统美德”。而原本发源于下层的“小传统”最终也会被来自上层社会或统治阶级的“大传统”所脱变。不论饱含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会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统治，也不论“民族主义”是否会使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喜闻乐见，在“大传统”的基石上，一切“小传统”都显得微不足道、势单力薄。

古老的城市在经过了轰隆的鞭炮洗礼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偶尔还会有稀疏的爆炸声打破沉寂的夜晚。隆冬时分的北京之夜寒风凄凄、道路冷清，昏暗的天空中突然闪现出一道烟花光束，如流星般划破长空。它仿佛预示了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转瞬即逝，又恰似一度死气沉沉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恢复灿烂光明前所展现出的一道光辉。

(2007农历大年十五初稿，四月初完贴)

春节随感

春节期间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地袭击着夜晚，使我久久不能入睡。凌晨时分，我索性起床上网浏览，偶然间看到一位从事英文教学工作的知名人士写的一篇《漫步孔子故里》的文章。我以往一直以为从事英文教学的人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今天才从他们流畅以及颇具几分幽默感的文笔中认识到他原来是一个十分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英文教学专家，使我这位年轻人颇有几分感慨！

一位成功人士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率众探访孔子故里，会使人情不自禁想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天才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此，我当然不是把他比作“天才”，而是想说他有点儿王国维笔下的那股“情节”。毕竟他是社会的知识精英及名流，他对孔子的崇敬和怜悯之情，自然就能从现实中反映出他的确是这个儒家社会的宠儿，被社会接受、并拥抱着，这仿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认为《漫步孔子故里》是一篇“感怀”，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了作者对孔子的敬佩之情。或许我能理解他对孔子的情怀，正如他们都是教书的“同行”，所不同的是各自所处的时代和出发点不一样。孔子是集中国文化的大成者，而英文教学似乎主要是在传播西方文化。当然，谁也说不清教英文及传播西方文化是否最终也能在这个转型期间的国度为文化的转型做出一些贡献，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社会的定论往往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目标为转移。

我觉得他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十分客观，同时也认为 “谁也不敢说假如没有孔子的思想，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更好” 的争议其实没多大意义。儒家毕竟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任何人以假定没有儒家思想的前提来谈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的确不客观！至于说没有孔子及儒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绝不会如此“灿烂”，这个也难以说清！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的确是一个很不幸的人。至于他生后却能在中国“走红二千年”，他在文章中提到了“统治阶级”的作用的确是要旨。而我认为儒家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建立在法家的基石之上。这里的“法家（Rule by Law）”不同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它是不包括帝王及其家眷在内的“王法”，是由韩非子创立，经秦始皇及其群臣的首次运用，并在潜移默化后延续至今的统治利器。

或许有很多人都认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被人利用、甚至篡改了的工具。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那么多次，但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却依然在影响我们的社会，若究其原由，也是因为法家的存在！不论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者们是否有意或无意效力于帝王，也不论儒家思想是否博大精深，反正它过去、现在、甚至今后仍旧是“工具”。

我个人也认为孔子本人并非有罪无罪的问题。但是，若有人要给他“翻案”，那就是说他“有罪”，但孔子到底有什么罪呢？ 假如说他有“罪”话，那就是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提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和”字。“和”的理念不仅导致西汉以来中国人分裂、统一的历史循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统一与分裂的本身除了因战争的忧患会造成人民的不幸外，别的意义都值得人们深究！“和”的最大收益者还是“法家”的执行者。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主导打倒儒家的毛泽东本人，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也是基于“法家”之上，因而，“法家”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克星！事实上，导致中国人习惯于墨守成规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罪魁祸首也是“法家”。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法家仍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维护着“儒家文明”的招牌，并大力倡导儒家文化的复兴。至于说法家是否能开创“儒家文明”的新局面，这个问题又要反过来问孔子以及儒家。但孔子以及儒家学说显然不能提供明确答案，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光泽，人们也不再把儒家伦理看成是什么金科玉律。尽管儒家在中国社会仍然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插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人们的主观思想上，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身上，已是众叛亲离。儒家的贫困潦倒是否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这就要看中国文化的灵魂及价值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否真的矛盾，是否的确不能合二为一，以及如何才能合二为一。

法家对我们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非常的大。假如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乐意生活在一个法家的社会，那么人民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不至于让所有公民都充分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大多数中国人也根本辨别不了文化甚至制度上的是非。或许这种状况会日渐好转，只是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导下的“变”往往也只是“时间和量”的变化，而不会涉及到“质”的变化。

以前北京市春节期间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如今却是午夜时分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仿佛就是置身于伊拉克的战场。这种情形使我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由于很深的文化积淀，难以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创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也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还非常有限。至于以后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人能否做出点新东西。

致故宫博物院的公开信

郑欣淼院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
电话：85117010
邮编：100009



郑院长：

最近从报刊杂志上获知有人倡议故宫博物院把位于故宫大殿旁边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撤出故宫，而故宫博物院也正在考虑该倡议。就此，我以一个普通年轻中国公民的身份向你及故宫博物院谈谈不同的看法，希望你们最终能打消这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念头。

据一月二十二日的《参考消息》第八版的报道，倡议发起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在他的博客上说星巴克的存在毁坏了紫禁城的庄严气氛，还说它不是全球化的表现，而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对此，我强烈抗议！他的观点非常狭隘，他的倡议也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或大多数年轻一代中国人，更不能视为客观事实。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要维护我们固有的、积极的文化传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不加批判地维护我们的文化传统。紫禁城虽然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但紫禁城也是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封建专制的象征之一。若是我们要去维护它的所谓“庄严气氛”，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去维护“封建专制”呢？若是说在故宫博物院开设星巴克“不是全球化的表现”，那么把星巴克从故宫博物院撤走，就是全球化的表现吗？

事实上，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相互交流、乃至融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包容的情怀和理念才能使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过去，住在紫禁城的皇帝们拒绝了来自西方世界通商的要求，最终导致国家和人民陷入了灾难。我们应当深深吸取这一沉痛的教训。我的观点不是从拒绝经营西方商业就会导致某些不好结果的忧虑性出发，而是从我们中国人应该谦虚，应该懂得历史和看清世界发展潮流出发。况且在故宫开设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才能证明中国在变化、在发展，也有便于在明年奥运会期间为各国运动员和游客提供不同的、及时的饮食需求。

假如按照这位芮姓的观点，在故宫开星巴克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穿着西服，甚至坐着西方国家生产的轿车，我们是不是也要求他们改穿“中山装”、并改坐“人工轿子”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撤出那些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测量和维修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员和外籍人士呢？我们是不是干脆也把故宫里西方人发明的灯具全都改换成“蜡烛”呢？ 这样可能更正统哦！

最后，我建议贵院与星巴克公司就合同续签一事，达成谅解。如实在有社会压力，也可以找到一个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包括保留星巴克的商标和产品品质，但辅助设施和员工服装都可以采用具有中国特设的模式，让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星巴克咖啡继续在紫禁城内散发幽香！

此致 礼！


罗 正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此信已于今晨通过邮局发往故宫博物院）

毛泽东综合症

Photo by New York Times/Oct.10,06

这张毛泽东的照片来源于《纽约时报》，摄于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照片未曾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公开过。红军经历完长征到达陕北开辟根据地，还未完全安稳下来，蒋介石就再次调集兵力围困红军，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十分憔悴。他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实质是为生存而谋划的“统一战线”。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由于怀疑蒋氏调用其兵力打红军是意在削弱东北军势力，并有意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稳固的西北地盘，就积极与中共接触。他不仅把重要的国军军事情报传递给了中共，借钱给中共，而且还申请了加入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未批准。蒋介石觉察到张学良有变化，就亲自飞抵西安，不料被“张扬”二部发动的兵谏所软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整个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彻底改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被编入国军，享有法理地位，并逐渐发展壮大。此时的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坡上横槊赋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字里行间里已经流露出了建立封建帝业的信心，气势逼人。十二年后，他就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添写了另一部“王朝替换史”，再次烙下了专制的标识。

一百一十三年前的今天，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偏僻农舍。关于毛泽东的人和事，现在已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可阅读参考，但就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出身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却很少有人记录关于他的文字。历史的发展当然还存在局限性，以致我们还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评判毛泽东。然而，一个十分有趣、却又使人们颇为忧郁的现象是“毛泽东热”始终在中国大陆难以冷却。不仅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之中国如此，在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思想与文化更加开放的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书店里关于毛的书籍随处可见，电视节目中关于毛的故事及其影像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在许多公共场所，包括医院和车站，谈论毛的话题也是耳熟能详。究其原由，是什么原因在从中产生如此大的魅力呢？显然，一个存在的政权是关键，但实际上，只有弄清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才可溯其渊源，而这绝非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可以述清。

Mao’s syndrome（毛泽东综合症）

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小文章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就想过的事。当我今天晚饭时从报纸中获知明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时，我索性拟定“毛泽东综合症”这个题目作为在毛泽东生日的今天写一篇感想。但几个小时的思索十分短暂，未经仔细斟酌，我就把所思所想非常粗略地勾勒了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八九年前春节除夕之夜，我和来自北大的好些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相遇在了北大小东门外的一家咖啡馆欢度新春佳节。此间，我们谈论了学多话题，可正当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及老毛、而又并非是在说老毛坏话时，有一位男同学（可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对着我们一大群人嚷道：“他这样的大人物，若不是谁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建树，就根本不足以评价他（毛泽东）。”屋子里顿时一片沉寂，我出于对这位同学的强烈不满，即刻从座椅上站起来对着这位戴着眼镜的小个子说到：“人民就可以评价他！”。大概是这位同学感到我的情绪比他还要激昂，就只好拿起桌上的杯子喝水，但毛泽东这个话题也就没再继续谈下去。

这件小事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遇到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后来的几年里，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影响较为深刻的书籍包括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的一生》/Mao a life、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以及最近由我以前认识的一位人大教授杨炳章撰写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还有港台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而且使我逐渐脱离了当我还是一位初中一年级学生时，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过安息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些如明朝山水画一般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

我真正感觉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政权产生正确理解的途径，不是来自这些大多数是由西方人撰写的书籍，而是源自我在一党制社会的所见所闻。当然，任何个人的感观都不足以客观描绘一个真是的历史人物，而这也并非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只想用最为简短的文字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我不是医生，也根本没接触过毛泽东这样一位至今在许多人心目中仍旧是神化般的人物，当然也就不能妄称毛本人患有医学上的某种病症（Disease）。我只是想说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神化一般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弊端（Diseases of Society），或者说是病态的想往和迷恋 。这些弊端和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有毛泽东思想——虽然它现在几乎已经被大陆所抛弃，但实际上仍然在官方享有自高无尚的位子；在经济上，出现了“毛式商帮”——即以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商业手段的大陆商人，但这些商人大多数是与共产党官员暗地勾结的暴发户；在文化上，出现了“毛泽东地理《生活周刊》”和金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它们所代表的是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上一代大陆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那些事实上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但又对其盲目崇拜的年轻一代，其中不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我所说的“毛泽东综合症” 广义上是指被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专制政治体制所扭曲了心智的人，这些人在思想上因长期融入儒家社会而不成熟、在心理上因社会和家庭的总总压力而不健康、因精神紊乱而导致行为怪异的中国人。范围足以广至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中不乏事业的“成功者”和常在社会抛头露面的“知名人士”，当然也包括一些以“龙的传人”自诩的国人——他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专制政治体制里的奴隶，没有能力或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按自己的理想创造未来的道路。

“毛泽东综合症”在狭义上是指那些对毛泽东获取权利及最终主宰中国大陆的整个心路历程持钦佩敬仰之情的中国人，这些人中间又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由为突出。他们出身在一个准儒家社会，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接受过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和育人的方式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历史渊源认识较为肤浅，无法跳出自己的文化体系去客观看待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缺乏主观的批判性审查习惯。因而他们一方面在运用西方的各种现代科学技能来开创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在潜意识中抵制西方的文化与体制（事实上是因为无法融入所致）。他们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找不到正确的个人定位，更不能表达自己可能存在的不同政治立场，正如中国大陆是根本不允许“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久而久之，精神上的压抑和使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最终导致许多人扭曲了性情，使人们不得不把内心的不平与矛头由内而外地转向了外部世界，释放自己的意志！

前几天，十多个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包括博士研究生）试图发动一场反对过圣诞节的活动。他们联合申明反对过圣诞节，原因旨在他们认为圣诞节并非出自中国的节日，因而应该从文化上抵制它。但是，姑且不论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四处都流露出“崇洋媚外”的陋习，光在首都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里的圣诞树和圣诞服装所洋溢出来的气氛，就已经可以与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相媲美了！按这几个学生之意，中国社会就只能过传统节日，但不幸的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保留了上千年的“龙舟节”也已经被韩国人注册为韩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有什么节日不能过呢？ 由此一列，我情不自禁想到了严复先生先前提到的“野蛮的排外”，我认为这些在学识上是典型的“半桶水”的高等学府学生所提倡的不是在促进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进步，而是在提倡“复古”，是在野蛮地对待西方世界的文明及其成就，其心态丝毫都不亚于当年乾隆皇帝对待马尔戈尼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与无知。

记得在九七年夏，当代最知名的儒家学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经在他的著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提到了所谓的“儒学第三期的转换”。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坚持认为儒家是可以赓续创新的，我当时还把他的论述读得津津有味。几个月后，大陆的儒家学者蒋庆先生也来到了北大做演讲，蒋庆说：“毛泽东不仅是儒家徒，他集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和阴阳家为一身”。正是从他这句话中，我逐渐明白了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

任何国人对毛泽东的批判和讨伐，若究其根源，都会涉及到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好比我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不会是一件使大多数中国人都乐意接受的事！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变异”，当人们恢复理性时，“大革命”的本身就成为了“错误”！事实上，我本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批判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更缺乏抗拒的精神和传统。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运动”都是因为人们吃不饱饭造成的，是人们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时，出于人要生存的本能而不得不站出来斗争，这也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质。五四运动虽然表现出了空前的批判姿态，但即使是像胡适这样著名的“西化论者”，其个人生活中表现出的仍旧是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他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敬，按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比自己大的农村女子为妻，并终身与之结伴直至去世。谁也说不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力主张“西化”的原因之一是不是自己深深感触了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痛楚）。

若是“毛泽东综合症”的确存在，那么一个治疗的药方就是迟早的事。药方就是中国大陆应该发展民主政治体制，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让人民有能力和空间客观地批判审视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力。须知，毛泽东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只是一个真实的“新中国”，但假如我们坚持认为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的，那么我们还不如说她仅是名义上的新中国。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无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本人可能自认为是反传统的斗士，但遗憾的是他本人并不清楚他所发动的十年浩劫的本身动力和政治文化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法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家Rule of Law”与西方的“法治Rule by Law”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要扫除传统文化的陋习，建立有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随着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地鼓励人民未经批判性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儒家家长制风格，将来必定还会给后人带来伤痛。中共眼下宣言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本质上就会有别于西方民主，人民并不能对此有更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说，若是中国要扫除传统文化的毒瘤，并建立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甚至“外力”直接影响的作用，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即使办到了，中国的“国家观”也必定会面目全非！因此，“毛泽东综合症”在未来几十年内难以治愈，若是不能治愈，不仅会给国人及下几代人留下祸害，也完全可能殃及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后的今天，任何对他带有批判性质的评价仍然可能会遭到中国政府乃至社会的打击。这不仅是因为毛所建立的政权依然在专制地统治着中国，更重要的是，对毛的崇拜与认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客观上包含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即使是有人对毛及其政权私下、甚至公开表露出不满，也不能客观说明对毛不满的人就正确地 “理解”了毛泽东。要抛弃主观的个人感情色彩（不论褒贬）来达到对事物评判的绝对客观，是很难的事。事实上，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若要绝对追求客观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定位”了的客观事实。（初稿）

泛谈“礼仪之邦”

路经新华门时抓拍到的照片：“民”字被夹在两把刺刀之间


最近在报刊上多次出现相同内容报道：中国游客在海外旅行时，不仅行为举止非常不文雅，有的甚至还把所住酒店的餐具都带走了！感到十分遗憾！像这样的一个正在“崛起” 中的文明古国，又怎么能够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去为其它民族树立典范呢? 若要做一个专题研究，恐怕写一本书也难以理清。在此，我只扼要谈谈自己的陋见。

中国有“礼仪之邦”的号称。“礼仪之邦”的内涵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孔子在《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他主张“仁人爱人”。所以，在剖析“礼”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仁” 。仁是指人们通过道德上的个人修养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

“仁”字是由“二”和“人”合成“仁”，而“二”不是单指一个数字符号，而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仁”比“人”字虽只多了一个“二”字，但它的内在涵义就与这个“二”紧密关联。因此，从中国特有的象形文字上分析，仁是由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在道德，是一个需要和他人整合的过程，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群体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仁。

“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自由”和“道德”是一体的两面一样。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礼”的作用，及其在造就人时所充当的角色。“礼”是一种近乎于宗教活动的习惯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人际关系。个人是要通过“礼”才能转化为社会成员，而“礼”的运用则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各阶层也通过“礼” 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和谐一致。所以，“礼”是构成中国二千多年文化传统价值的外在形式，最终目的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达到内在的“仁”。

孔子在《述而》中说：“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八佾》中他又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可以看出孔子是认为每个人对仁的实现程度都有所不同，没有人能完美地体现出“仁”。因而，一个循序渐进的追求“仁”的过程也就出现了。

儒家的“仁”事实上须由“小人”发展到“人”，再发展到“君子”，最终才能达到“仁”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进入“大同” ，体现“仁”的最高价值。而一个单个的个人，是只能通过对“民”、“人”至“君子”的逐级实现，才能达到“仁”的一切行为楷模的最高之境界。因而，儒家把人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等级，“君子”、“人”和“民”。“民”则是最低等级，如孔子本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在《卫灵公》中就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论语》中表现出来的“人”往往是指享有政治地位和特权的上层阶级。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区分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分基本上是文化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有些学者也抱相同的看法。在以孔夫之为杰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在这个二千多年前就基本上规范好了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我们是找不到诸如基督教义中强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思想源泉。

古代中国人曾认为人天生是善良可亲的，孟子曾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无形中促使中国人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意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仅未能产生诸如西方人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念，而且视“明君圣贤”所制定的制度礼仪为最高行为准则。加上儒家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以“礼”所衍变的制度化和道德化强制性要求每一个“人和民”（本性都是有私利的社会个体）实现毫无个性所言的自我约束，客观上就削弱了中国人发挥个人公共道德的精神。这种缺乏公共道德精神的现象，在今天这个普遍以经济和物质财富有来衡量他人价值乃至道德品行的社会里就更加突出。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及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不同，儒家是“公私不分”，认为父子关系和君民关系是相同的。由于孔子曾说“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的精神是你人自己所具有的，爱你自己的父母及亲人是最根本仁爱。这就削弱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所以，中国游客走出了国门后把酒店的东西带回家，就像他们把办公室的物品带回自己家一样，丝毫没有内疚感。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米德(G、Mead)所言：“在人类社会的经验和行为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自我有机结构都是由这个过程整体（社会体系）的有机关系类型造成的。”

在强调道德的儒家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威根本上就是道德的权威。这无形中就促使多数中国人天生就以“圣人” 或“君王（皇帝）”为表率，也想日后也做圣人、做皇帝。而“圣人” 却只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无法解决诸如吃饭穿衣，甚至享受男欢女爱之类的人之常情。而“皇帝”则既可满足精神需求，也能满足物质需要，因为皇帝在现实生活中跟人们的直观印象往往是“生活豪华而又一呼百应”。

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多的是憧憬着拥有皇帝级别的财富和礼遇，而儒家的道德伦理也变成了工具，而非目的。按黑格尔的观点，人是有物质欲望的动物，也是需要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同的动物，后者也是人有别与任何其它地球生命类型的不同之处。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逐步被民主制度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提供合理的创造和分配物质的制度，不能完全认可“民”。

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在为靠近甚至达到“帝王级别”而奋斗的社会里，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他人的死活呢？在达到较高级别的人看来，不顾及低级别的“民”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任何良知上的不安。儒家自身的伦理实在儒家社会结果际上是实得其反。大概也是因为这种现象在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后，儒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恶性，开始提倡“人本主义”。但依我之陋见，因该题为“民本主义”，正因为“人”在儒家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认同要高于“民”，因而从基本的一个层面去发展强调个人的“民”就更有必要了！打趣地说一句，“民主”的本身也是从“民”开始啊！

在现实生活中，“人”和“民”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但在儒家千百年形成的社会体系中，他们之间却有着除文化以外的区别。比如说，势利的人就不会把一个跪在地铁门口要饭的人当“人”，此时，这位要饭的人就降格为“民”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口那几个金灿灿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就是先提及“人”再谈到“民”。这非常微妙，也十分复杂，它涉及到“法家”对儒家的影响。“尊君卑臣”的观念也是由“人”与“民”等级论的衍化过来的。而“人民” 即英文中的“People”，在西方却是一个没有等级区别的同一概念。

事实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中，不仅儒家藐视、遏制“民”，道家和法家同样如此，而且还过之。道家的《老子》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智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大肆主张“愚民”。这比儒家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来鼓励人民提高知识（实际上就是掌握儒家理论），从而获得“晋级”更可怕！而法家的韩非子则根本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无法了解国家的政策含义（仿佛是这么一回事，但若是民都不能了解国家的政策了，国家的存在还为了什么呢？不就只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了吗？）。韩非在《显学》中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人民都如不懂事的孩儿一样，不能全然了解政府谋求长治久安的用意。这显然更没有把“民”当成一回事！

归根结底，中国人在海外旅行时表现出来的丑陋行为，源于影响中国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里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中央文明办公室最近公布的“出国公民行为准则”虽然不加掩饰地揭露了“赤裸上身招摇过市”、“咬着牙签东张西望”，使中国人难堪的细节，也因这种罕见的坦率而表现出了为建设“软实力” 需要的自信，但它并没有触及到根源，而且在方式上仍然表现出了“教化”的儒家特色。

一个有些病症的人或群体，自己靠感觉给自己开药方，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发达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西方社会能发展到今天，源头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正是我们每个儒家社会公民的先祖（今天正好是教师节，孔子是中国的杰出教育家）留下的“祖训”。

但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脱出来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脱离已有的文化传统基因，去寻求新的变革（而非创造性转换），也必然会导致悲剧。民主也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文化基础而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由此，我又想到著名美籍日本学者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的一个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Democracy）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