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八周年的几句话

Today is the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The Tiananmeng Massacre)" which happened on June 4th 1989 in Beijing China. At that time, a lot of innocent students and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ere arrested and jail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Many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oth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aime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was a movement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support democracy”. In fact, many of people amongst the demonstrators only had the foggiest idea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

As a younger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that year, I, by the first time, came to Beijing. I remember that I saw many Chinese guards with weapons standing around the Gate of Heavily Peace-TianAnMeng Square without smil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Mao Zedong’s biggest portrait,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Beijing, I was very impressed- an armed-solder had wordlessly looked at me. (Yesterday, I took this photo in a same place but, this time,the guard didn't look at me )

It has been 18 years since the memory of his face and eye was shot into my head. Yet, I am still unable to eliminate him from my memory and it may take a long time to remove him from my head. This situation, both for me and for all Chinese who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and freedom may yet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I believe that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Rule of Law（法制）” here in China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han any other process simply because we have a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Rule by Law（人治）”. Article: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其性质各有所识，不仅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各自的定义不一样，就连中国国民的看法也不一样，甚至一些西方人对“六四”的看法也与西方媒体的看法相距甚远。因而，讨论“六四”，并给它一个定义，还有待历史去作最后的裁决。

十八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及阶层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虽然不再兴致勃勃地提及那场震惊全球的“民主运动”，然而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治（Rule by Law）”的国家，尽管这些年，在伴随着经济的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建设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法制（Rule of Law）”，却仍然匍匐不前，有待进一步提高。

究其原因，中西文化的价值不一样：中西两者对统治及其合法性的定义不同，西方是源于选举，中国的权力历来被看作是“受命于天”；中国的传统强调的是等级结构，而西方文明则是民主与平等；中国文化不强调、也不支持权力制衡，而且与西方文明强调竞争不一样，中国文化则注重冲突中的调和与折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正大力建造“和谐”社会的原由。

但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甚至不能建设民主，而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即使排除共产党的一厢情愿），无论是方式和模式，都肯定会有别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而且可能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并体现中国价值。但是，一个能体现中国价值的“民主模式”也必定是“假民主”，这样的话，中西文化及制度的冲突就仍然会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为了“调和”而发展“民主”，与为了“民主”而发展“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等于“慢性自杀”，后者等于“开辟未来”！

注：这张照片是我昨天去天安门拍的，拍摄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我八九年第一次来北京天安门时，被一个武装军人盯着我看，使年幼的我感到十分恐怖的地方。但这一次，这位年青的军人不但没有盯着我（他甚至没有看一眼我的镜头）而且没有配戴武器。我认为，十八年过去了，社会总会有点进步！

文章：中国文化与政治 图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scenery/528023018/

黄土地上的文明?

我曾数十次路过西安，但从未下车停留。今年五月初，我与几个研究生一同登秦岭的主峰太白山，中途停留西安，使我第一次踏上这片“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黄土地。

当我乘坐的火车在清晨时分接近古都西安时，我透过车窗，看见不远处的天空中飘散着农耕人家的寥寥炊烟，在晨曦中清歌漫舞，与铁轨的轰鸣声同奏出那曲唐玄宗与杨贵妃时代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我遥望大地，视线里是一望无垠的黄土地，那些土壤与我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我的家乡四川盆地看到过的土壤不一样，土质呈黄褐色。在中国，只有代表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才会有这样的土壤。它说明我已经进入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核心地带。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陕西咸阳至河南洛阳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西起宝鸡、东至洛阳，延绵500多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具生气、也最富魅力的地带。渭河与黄河在此交汇，张骞曾从此地出使西域，而文成公主也是由此地出发嫁入西藏。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据说也是崛起于这片黄土之上，殷墟的甲骨文与鼎盛时期的青铜时代，以及农业史上开创先河的井田制，都与这片黄土地带紧密相关。周人也起源于此地，周武王灭殷后，把黄河东西两岸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西周。西周的兴起为这片黄土地增添了不少神光灵气，而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哲人会面——孔子见老子，更为这片黄土增添了辉彩。假如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它的神圣，那么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都城——唐朝的长安城就建立在这片黄土的中心地带，皆可说明这片土地的伟大与威武。

西安曾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也是一座重要的历史舞台。许多史事与人物曾在此搬演变迁，尽管我们后人已经无法再一览当日之全貌，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秦砖唐瓦以及雕栏玉砌，却仍旧能引领我们穿越时空，沉湎于历史的猜想与反驳之中。古都西安的诱人之处，就是在于她神秘的历史面纱和浪漫典雅的文化气息。


黄土与制度

一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话语里或许包含着一个个惊人的故事，但话外之意，却十分简单，它形象地表达了黄土高坡上的陕北村民弯腰耕作的情景，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从周朝时期的“井田制”到共和国时代的“责任承包制”，都说明了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农业耕耘制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形成中国社会性格特质的因子。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西安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延绵200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在这一地带，渭河与黄河交汇，大量黄土来源于黄河，经过上百万年的冲刷、流淌，形成了今日的黄土高坡。它的深度从15米到200米不等。大概是因为河流冲刷的泥沙土质松软，有利于农业耕种，所以中国早在周朝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农耕为国家主要经济基础的局面，而中国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黄河不同于美洲的亚马孙河、埃及的尼罗河或是印度的恒河，它始终在流淌的河流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有时会占50%以上的河水含量，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河床堵塞，以致洪水泛滥，进而造成大量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此时，一个有效、且有威望的个人及其组织就十分有必要用于号召及帮助人们抵御洪水的入侵。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叫“亚细亚生产方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曾说道：“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韦伯的学生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也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

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也产生了“卡里斯玛（Charisma）” ，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就透露出“水神”的信息。《乾卦》说：“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说：“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孟子》中提到的治水有十多处，可见在古代中国治水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中国社会的制度甚至法律的起源与治水有着紧密的关系。

从上古洪水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从中国独有的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字中蕴含着“水”，它仿佛洋溢着神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秘力量“法”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刑”。“法”字本身却以它“无意表现出的事实”，将“水”有关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传述了它古老的来源，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这也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实施的“法家（Rule by law）”的合理化缘由。


井田制及其间架结构

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录的王朝是周朝，它发源于西安附近，属后起之秀，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影响远超在甲骨文和青铜技术达到顶峰时期的商朝，开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先河。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都有某些方面的类似，大体上说，它们都是以世袭贵族来掌控地方政府。周朝有诸侯、王室的家属和各部落的首长。他们被分为五个等级，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义务。

周朝的国君周公以“礼”为依归，他是中国历史上把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的第一人。在他的统领之下，每个地方诸侯都有自己的宗庙，不仅爵位世袭，而且在周朝初期还享有军事指导权。后来有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周礼》，相传就是出自周公之手，这为日后的孔夫子找到了精神依托，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恢复“周礼”，所谓“克己复礼”，并创建了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周礼》中提到了一种叫井田制的农耕制度。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也不准转业。所谓“井田”，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饼种。“公田”的概念后来被儒家吸收为“天下为公”的原则，并不断被后人颂扬。孔夫子将它归功于周公，进而大力主张“复礼”，使“周礼”成了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乌托邦。秦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搞“克己复礼”，难怪曹操都要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毫无疑问，周朝的“井田制”开创了间架性管理体系的先河，它在经历了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并最终在治水的传统组织的基石上衍化为专制间架结构的国家体制，使中国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饱受这一间架性结构的磨难。


秦始皇与兵马俑

从西安市乘车往东30公里，路边有一绿化了的小山丘，据说这山丘下埋葬着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踩踏在始皇陵的山丘顶山上往东眺望，即可看见中国考古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兵马俑博物馆。这两地相距不过几公里，而汽车从始皇陵门前的大道驶入兵马俑的这一段距离，却显得格外漫长，仿佛使我行进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

人是历史创造的，还是人创造了历史？这显然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无论是历史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了历史，都必须经由合理系统的思维加以批判验证，而且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人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有自身的决定力量，只有它存在某个特定的起点，或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此后的历史及其事物是如何发展变化而来。

公元前771年，由于西周的国王在西安被杀，王子东迁，建立了东周，政治和军事由此长期一蹶不振。此后的中国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不安的时代——春秋和战国。在这一时代，记录有170多个国家的名字，各国相互猜疑杀戮，外交与内政，生产与治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各社会由此产生了流动性，并冲破了贵族与贫民之间的阶级。平民出身的学者及思想家们开始周游列国，进谏于诸侯，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思想交融，后世称为“百家争鸣”。事实上，所谓“诸子百家”只是广义的形容，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学说派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种，但他们中间只有法家、儒家和道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思想的繁荣局面展开时，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及指导性的原则以及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儒家的孟子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50年就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加上军事与经济等的诸多原由，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帝国由此脱颖而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齐、燕、楚、韩、赵、魏，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位一统中国的帝王曾一度被视为“私生子”，其父据传是富商吕不韦，他施计巧妙地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立为秦王所钟爱之妃的已子（此人后来成为了秦王子），然后又将已怀有生育的美貌姬妾慷慨地奉送给了秦王子，而这位已怀孕的姬妾日后所生下的便是秦始皇。不论此段玄妙的故事是后人为丑化秦始皇而捏造的谣言，还是有据可依的历史史实，这都无关宏旨。历史的聚光灯已聚集在秦始皇及其开创的秦帝国身上，而没有兴致去探究秦始皇本人的来历及其合法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了中国的版图，广东与广西，四川所在的巴蜀以及现今的越南首次并入了中国的版图。封建制由此终结，郡县制逐步被推行。春秋战国时代的杂乱之局面撤离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即成为了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轨”的社会，为中国人治理中国、发展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骚扰，维护疆域的完整而不顾及百姓甘苦，把秦昭王修建的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修筑到了北纬41度左右。又为建立全国拥戴的首都，从东面移迁十二万户豪门于咸阳，以维护统一之精神凝聚力。从以上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的确有一高远的国家抱负及理想，而这一理想的背后，又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渊源于战国之学术”。

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初期的法家并不算很得意。但是，当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同学——李斯成为秦皇身边的谋士后，情形随之改变。法家的“法”是刑、罚的意思，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有本质的不同。法家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以追求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富强为目的，这就不能创建西方以人权为基石的法制社会。法家同时也讲“势与术”，他代表的是君王的利益与意志，这似乎很符合秦始皇的口味。他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及其焚书坑儒的行为显示出秦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这个国家以征服其它国家为职业，以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机制而滥用职权。若我们打趣地用一个现代术语来形容，秦始皇开创的秦帝国虽然还谈不上是“邪恶轴心”，但也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

一个庞大的征服国，必然会有一支强大精悍的部队为之冲锋陷阵。从今天在秦陵东面不远处出土的秦兵马俑规模上，我们看到了秦军的威武与壮烈。秦陵兵马俑位于西安市临潼县东5公里的下河村。1974年当地一为姓杨的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它，以后又在附近发现了2号坑和3号坑。第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近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各具表情、真人般大小的武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七千多件，排成方阵。二号坑有一千多件兵马俑，是以战车、骑兵为主组成的4个兵种混编的阵列。三号坑属于指挥位置所在的小坑，有六十多个类似军官的秦俑。它们的装饰也比一般士兵精细，而所有塑像的姿态也按当日之战斗的需要而定。

从秦兵马俑的制作规模和精细的程度，我们不难想象二千多年前修建兵俑时各类能工巧匠们集思广益的情景。这么庞大的兵俑不可能在一人的方案和决策下进行，它必定是一个各抒己见并最终趋于统一的过程。它反射出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真实性，也说明了中国人在起源于“治水”组织的模式下，全面动员的历史事实。事实上，秦始皇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集议制”，它允许人们（主要是官僚机构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谈论政事，并发表不同意见。后来的汉朝、甚至清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只是称之为“清议”而已！

秦始皇在铁腕统治中国十二年、游历了名山大川、享尽了阿房宫内的歌舞生平和荣华富贵之后，病死于沙丘。他留下了一个实际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接替的位置。他刚去世，下边的人就乱着一团，自相残杀。接着，陈胜与吴广带头闹起义，全国各地都揭竿而起。仅仅又过了三年，这个盛况空前的秦帝国，就从此消失在了黄土之上，后人们也只能从黄土堆里才能找到它的历史痕迹。


华清池的浪漫与腐朽（续）

从历史看中日关系

Shinzo Abe, a staunch advocate of a bigger say for Japan in global affairs, was poised to win a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 on Wedn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his 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next week.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同时也逢日本自民党即将选举新总裁，若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将顺利当选，并自动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出任过日本外相，还参选过日本首相。祖父岸信介则在五十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安全条约，为美日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在此月把政权移交给新任首相。纵观小泉在任期内的表现，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推动永久性海外派兵、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以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了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果敢，因而也被日本国民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典范，其言行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届日本政治家们的政治风范和视野。

就中日关系而言，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力排重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关联紧密，历史上也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史实，但上世纪中叶的战争使双方相互出现了仇恨与敌视的态度，也成为了两国正常交往的一个历史缺陷。

一，过去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民心态”。这个合成词不能只理解为贬义，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岛民所拥有的某些特殊文化和性情是其它民族没有的优点。由于它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Sinic）的影响，因而它的文化和语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某些因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由于自然环境的局限，为了更好地获得生存条件，日本民族也从来不把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看成是僵化不变的事物，国家至上而下的统治以及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使日本民族时刻团结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周围，而来自上层建筑的政策和治国方略也就相对容易得到实施。

日本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社会革新，分别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革新”和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明治维新”。这两次社会变革改变了日本民族的命运，前者使日本民族学到了许多来自东方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高超技艺、社会伦理，以及典章制度；后者使日本民族学习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宪政。1889年天皇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赋予了日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日渐发达，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使日本上层人士不得不考虑一条“长久的出路”，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便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念，改革军制，扩军备战，一致对外的政治方略，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为实现既定的扩张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在后一次战争中与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中国的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并将军事对象逐步瞄准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拥有东北的目的。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矛盾也急剧加深，不得不加速了对中国的战事，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引发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现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