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了，我想到了一件饶有趣的往事：我漫步在红砖绿瓦的西长安街上，路过雕龙绘凤的中南海新华门时，偶然看到政府衙门的卫兵在换岗，我即刻拿出了相机，当卫兵们所持的那两把刺刀把“民”字挟持在中间时，我往前走了四五米，冲进了门口的“黄线”，并按下了快门。不料一个探子随之走了过来严厉质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只好随机应变，用英语反问了他几句，他摸不着头绪，以为我是外国游客，便指着我身后的黄线意示我离开。

上图照片中的背景是雕刻在新华门前牌坊上毛泽东当年手写的“为人民服务”，前景是两位手持常规武器的军人走入新华门。毛泽东已去世三十年，中国在这三十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毛的阴影之下，而且中国仍旧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十三亿中国公民至今仍然生活在阴暗之处的“刀光剑影”之中，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共产党也没有任何在除去他们量身定做的法律保障之下的群体或机构的监督，这就使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到底是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呢？ 还是人民在为共产党服务呢？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几乎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大声嚷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是六十多年过去了，共产党建国到今天又已过了五十八年，老毛及中共所说的“民主”在哪里呢？ 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别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们少拿人民的纳税钱养几个二奶，少出几个贪污犯；高级官员的王八子孙们不用特权谋取私利，不把国家当自己家，中国的老百姓就谢谢共产党了！

每次当我走过中南海新华门时，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华门前的这道“为人民服务”的屏风不是立在新华门对面，而是立在里面，让过往行人看不见里面的景象呢？这显然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系。但我想说的是，假如日后有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被立在了新华门对面，不仅能随时提醒出门的高级官员都明白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现在是只有在他们回中南海时才能看见“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而且能让人民至少能感觉到中南海的透明，从而消除政府高级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犹如皇帝般的神秘面纱，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觉悟，知道自己是“为人民服务”为出发，而不是“人民为自己服务”。

当然，即使是这种表面改变的可能性都很小，毕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若是没有“一个人，一个政党”的专制统制，国家的面貌也会面目全非。中国人也早已习惯了儒家家长式的统制风格，而且已经几乎成为了我们民族性情的一部分。若中国人一心想建设民主，拥有自由，一场切肤之痛也是不可避免的核心过程。不过，长痛不如短痛，假如中国人民意识到没有民主及自由是不幸时，中国人民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我们已经忍耐了两千年！

《清平乐·珠峰》

峰高云乱，遥望东方亮。不到珠峰非好汉，横跨三江六岸。 喜马拉雅冰封，世界屋脊高峰。盛夏冰雪消隆，地球千姿万嵘。

（写于珠峰北坡大本营）


注释: “遥望东方亮”原句为“天公邈云汉”：云汉,指银河系.见《诗经》：“卓比云汉,为章于天。”但因两个“汉”字重叠，所以最终改为“遥望东方亮”。

“三江六岸”，指从北京到西藏珠峰要跨越中国最大的三大江河，依次是黄河、长江和雅鲁藏布江。

“千姿万嵘”，“千姿”在此指眼前的自然风光千姿百态，“万嵘”是指在地球形成今天所经历的沧桑变化。

青藏铁路之旅

西藏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记得在成都读书时，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就找到好朋友打算约他们在暑假时期一同骑车去西藏，但这显然是个不现实的计划，不仅家人反对，就连学校领导们都跳出来威胁要开除我们。事实上，就算他们都支持，也不现实，骑车去西藏，我估计我们还未能领略到布达拉宫的壮美，就先去感受西藏人民医院的质朴了.

坐在T27次火车上，我憧憬着青藏高原的魅力，畅想那里的山山水水。在火车经过宝鸡以前的那些路段，我因以往时常往返而非常的熟悉那里的一切，当火车穿过了那一片象征中华文明的中原黄土地时，我便聚精会神地观察起周围的一切了。直到夜幕时分，我仍旧被车窗外的那些新鲜事物和自然地理所吸引。

火车在天还未亮时便到达了青藏线上的起点格尔木站，由于火车要在这儿换成美国生产的、马力强大的火车头以便翻越唐古拉山，使我们有时间下车在站台上稍作停留。格尔木的风很大，站台上很冷清，而此时站台上的温度要比车厢内整整低了十度，除了几个像我这般初探高原气候的年轻人在站台上不厌其烦地走动外，没有其他人出现。

火车驶出格尔木不久，天就微微发亮。车行130公里就到达了玉珠峰站，虽不停站，却丝毫不影响我们观赏两座海拨6000以上的高峰（玉珠峰和玉虚峰）银装素裹的风貌，两座山峰终年积雪，形成了传说中的“昆仑六月飞雪”。景观为之壮丽！ 而接下来火车突然驶入全长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更使人耳目一新，这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冻土隧道，海拨4648米。火车在隧道里轰隆了好一阵子，车厢内鸦雀无声，许多乘客仍然在睡觉。不经意的一刻，我一个人仿佛就是在穿越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隧道之中！

片刻的黑暗之后，阳光已透过车窗洒落在我焦脆的脸咯，几乎一夜未眠的我精神依然抖擞，坐在卧铺车窗前，继续在轰隆的音乐声中遥望莽莽的昆仑山脉。人生很难有这样的旅行，尤其是当你已经完全沉寂在童年时期的梦境中时，名山大川就会使你感到宾至如归般的亲切！

一个小时不到，火车驶入了楚玛尔河，车窗两边渺无边际的绿草平原就是著名的在“可可西里”。此间，车厢里会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惊呼的声，没有什么比看到藏羚羊的出现更加高兴的了。当火车驶入全长11.7公里的彩虹桥时，我也看见桥下为数不多的藏羚羊在奔跑，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相机捕捉它们，而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显得格外激，有的女生居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好像比在高潮的那一刻还要激动。使我感到十分困惑！事实上，可可西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美，大多数地方是沼泽和湿地，远处有连绵的群山。这儿除了藏羚羊外，还生长着其它的一些珍稀动物。我还在车上看到过一只大约有一只小狗那样大、貌似家猫、但尾巴却很长很粗、全身黄色的动物，而且离火车的距离不算远。当时曾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什么“喜马拉雅旱獭”还是别的什么名，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据说，一些在可可西里工作过的人都未能看到过这种动物，我因此感到十分自豪！

大约在上午十时左右，我突然透过车窗看见了一条黄色的河床，水量不算大，河床中间还有沙岛，远远望去宛如星际之流。此时，韩列车长走过来告诉我说：“这就是沱沱河长江源, 火车马上过长江第一桥了”。我一时为之兴奋，心情交织在严肃与喜悦之中，我想到了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立于河边说：“时间犹如流水一般，不论昼夜时刻流逝。）-

对于一个生长在长江岸边的人来说,长江不是不可以征服的,但却是永恒的! 我在十五岁时曾在表叔的护伴下游泳横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汹涌澎湃的江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今天，路经长江上游的沱沱河，广袤无边的天际之流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感到十分的亲切!

毛泽东当年曾横槊赋词：“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毛以其对中国文化的谙熟而展现了一代枭雄的原貌，但毛本人对长江的理解还是十分有限，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人和自然界的不可调 和，而且他也极力主张修建三峡大坝，但这样做就严重破坏了长江的生态环境。

在穿越了长江文明的发源地沱沱河长江第一桥后，公路随影同行，天上的云彩也愈来愈多，令人心旷神怡。火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驶向唐古拉山口——世界海拨最高的铁路5072米。我拿着相机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尾部，等待着接近最高点那一刻的到来。当一个朋友从车厢内的GPS电子读数显示器中看到5072米时，大声呼喊：“到了，到了！”我拍到了世界铁路的最高点，但是，由于有点儿激动，我无意中把拍摄模式搞成了“S”，所以快门速度非常快，达到了1/500秒，拍出来的照片也好似黎明时分的光线一样暗！但这张照片的composition 却非常好，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

火车过了唐古拉山后，逐渐驶入了具有草原风格的田园，时而会看到牦牛和羊群，车窗外的景色是那么的迷人：一条小河从天边蜿蜒走来，牦牛在河边绿油油的草地上悠闲自在地散布，牧羊人在不远出的“迷你”小丘上与羊群嬉戏，朵朵白云在头顶上空飘过，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雪山，横跨天际。假如不是我耳闻目睹，我难以想象这样的风景写真会展现在我的眼前。一幅幅壮美的风景图画犹如慢慢展开的明朝轴筒山水画卷，使人惊叹不已！

我坐在餐车里品用着高原铁路线上的“美味佳肴”！事实上，我几乎每顿饭都吃不饱，也弄不清其中的原由。每次用完餐，一回到自己的卧席，感觉又有点饿了！好像刚才都是喝的水，在高原上蒸发的特别的快，由于我平时几乎不吃零食，也就不打算吃点其它东西来填饱肚子。最后还是吃了许多自带的水果，但这样一来，我就接二连三地去洗手间，也大概是因为T27这趟火车的设备的却不错，坐在马桶上，不仅可以新陈代谢，而且还能观赏到窗外的美景，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特殊的“坐席”，感觉真的是不同凡响！为了保护高原生态不被破坏，T27专门设置了蒸空集便器，排泄物直接经由自动蒸空包装而输入到车下吊装的污物箱内，而不是像其它普通列车那样直接排放到铁路上，严重破坏环境卫生！

列车横穿“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藏北草原后，眼前突然呈现出一面湖光山色，漂浮的白云放映在蓝色的水面，水鸟在水中嬉戏，牛羊遍布在湖岸。这就是离青藏铁路最近的湖泊——错那湖。火车沿湖边前行好几公里，离湖岸最近之处只有二十几米。这是我在进入西藏后看到的第一个湖，很美，假若陶渊明在此一游的话，那么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篇章就该改写为“错那湖记”了！诗人看待世界和感受世界的角度往往不同于一般大众，《桃花源记》所记录的世界事实上只是诗人的理想。我想，假如我有朝一日也成为了诗人，那么错那湖的印象就必将是我追寻的梦想！

从错那湖前行120公里，火车翻过海拔4880米的申格里贡山口，此段铁路与公路相聚数十公里，在距离那曲还有五六十公里时，两条“天路”才又再次相伴同行，直奔拉萨北大门——当雄站。在这儿，有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泊，纳木错湖，藏语为“天湖”，4718米，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而纳木错湖的南岸就是闻名遐迩的念青唐古拉山。有多少人曾经在此流连忘返，但几乎都不是文人墨客，中国的那些沙龙修养的文人学士从来就没有过征服自然，挑战自然的勇气！

我们在高原铁路上继续前行，当火车路过世界最高的地热温泉——羊八井，再南行五公里后，就到达了羊八井峡谷。蜿蜒的河谷时而宽，时而窄，铁路对面是一河之隔的青藏公路，与我们并肩而行，路上行驶的汽车里还有人不停地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毫无疑问，使我初次领略到了藏民的热忱。

列车沿42.5公里的连续坡道一路奔向终点站拉萨，当我们从五公里长的羊八井隧道钻出来时，眼前竟是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这里不比江南的那些小桥流水人家，更没有诗人留有隽永的词句，但远处的炊烟缭绕的藏家村落却使我情不自禁感觉到了亲切与美妙！我来自大山，我知道山里的生活是恬静、充满遐想的天堂。那些金黄色的油菜花使童年时的梦想变得绚烂多姿，山路两旁的野花点缀着我们五艳六色的生活，即使是在满天星光的宁静夜晚，当我在不经意间翻过山岗，眼前便即刻呈现出一片在崇山峻岭与河流百川交替出现的地方闪烁着万家灯火的辉煌。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也希望自己有一个让梦想栖息的港湾，西藏就是这样一个让梦想栖息的地方！

列车使过拉萨河大桥，十分壮观，再穿过柳吾隧道，圣城拉萨就出现在我眼前。眺望夕阳中的布达拉宫，一片金碧辉煌，那里曾经是唐朝文成公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它见证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片断，也记载了中华帝国文明的光辉灿烂！

“六四”十八周年的几句话

Today is the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The Tiananmeng Massacre)" which happened on June 4th 1989 in Beijing China. At that time, a lot of innocent students and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ere arrested and jail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Many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oth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aime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was a movement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support democracy”. In fact, many of people amongst the demonstrators only had the foggiest idea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

As a younger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that year, I, by the first time, came to Beijing. I remember that I saw many Chinese guards with weapons standing around the Gate of Heavily Peace-TianAnMeng Square without smil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Mao Zedong’s biggest portrait,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Beijing, I was very impressed- an armed-solder had wordlessly looked at me. (Yesterday, I took this photo in a same place but, this time,the guard didn't look at me )

It has been 18 years since the memory of his face and eye was shot into my head. Yet, I am still unable to eliminate him from my memory and it may take a long time to remove him from my head. This situation, both for me and for all Chinese who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and freedom may yet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I believe that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Rule of Law（法制）” here in China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han any other process simply because we have a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Rule by Law（人治）”. Article: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其性质各有所识，不仅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各自的定义不一样，就连中国国民的看法也不一样，甚至一些西方人对“六四”的看法也与西方媒体的看法相距甚远。因而，讨论“六四”，并给它一个定义，还有待历史去作最后的裁决。

十八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及阶层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虽然不再兴致勃勃地提及那场震惊全球的“民主运动”，然而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治（Rule by Law）”的国家，尽管这些年，在伴随着经济的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建设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法制（Rule of Law）”，却仍然匍匐不前，有待进一步提高。

究其原因，中西文化的价值不一样：中西两者对统治及其合法性的定义不同，西方是源于选举，中国的权力历来被看作是“受命于天”；中国的传统强调的是等级结构，而西方文明则是民主与平等；中国文化不强调、也不支持权力制衡，而且与西方文明强调竞争不一样，中国文化则注重冲突中的调和与折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正大力建造“和谐”社会的原由。

但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甚至不能建设民主，而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即使排除共产党的一厢情愿），无论是方式和模式，都肯定会有别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而且可能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并体现中国价值。但是，一个能体现中国价值的“民主模式”也必定是“假民主”，这样的话，中西文化及制度的冲突就仍然会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为了“调和”而发展“民主”，与为了“民主”而发展“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等于“慢性自杀”，后者等于“开辟未来”！

注：这张照片是我昨天去天安门拍的，拍摄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我八九年第一次来北京天安门时，被一个武装军人盯着我看，使年幼的我感到十分恐怖的地方。但这一次，这位年青的军人不但没有盯着我（他甚至没有看一眼我的镜头）而且没有配戴武器。我认为，十八年过去了，社会总会有点进步！

文章：中国文化与政治 图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scenery/528023018/

黄土地上的文明?

我曾数十次路过西安，但从未下车停留。今年五月初，我与几个研究生一同登秦岭的主峰太白山，中途停留西安，使我第一次踏上这片“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黄土地。

当我乘坐的火车在清晨时分接近古都西安时，我透过车窗，看见不远处的天空中飘散着农耕人家的寥寥炊烟，在晨曦中清歌漫舞，与铁轨的轰鸣声同奏出那曲唐玄宗与杨贵妃时代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我遥望大地，视线里是一望无垠的黄土地，那些土壤与我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我的家乡四川盆地看到过的土壤不一样，土质呈黄褐色。在中国，只有代表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才会有这样的土壤。它说明我已经进入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核心地带。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陕西咸阳至河南洛阳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西起宝鸡、东至洛阳，延绵500多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具生气、也最富魅力的地带。渭河与黄河在此交汇，张骞曾从此地出使西域，而文成公主也是由此地出发嫁入西藏。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据说也是崛起于这片黄土之上，殷墟的甲骨文与鼎盛时期的青铜时代，以及农业史上开创先河的井田制，都与这片黄土地带紧密相关。周人也起源于此地，周武王灭殷后，把黄河东西两岸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西周。西周的兴起为这片黄土地增添了不少神光灵气，而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哲人会面——孔子见老子，更为这片黄土增添了辉彩。假如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它的神圣，那么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都城——唐朝的长安城就建立在这片黄土的中心地带，皆可说明这片土地的伟大与威武。

西安曾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也是一座重要的历史舞台。许多史事与人物曾在此搬演变迁，尽管我们后人已经无法再一览当日之全貌，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秦砖唐瓦以及雕栏玉砌，却仍旧能引领我们穿越时空，沉湎于历史的猜想与反驳之中。古都西安的诱人之处，就是在于她神秘的历史面纱和浪漫典雅的文化气息。


黄土与制度

一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话语里或许包含着一个个惊人的故事，但话外之意，却十分简单，它形象地表达了黄土高坡上的陕北村民弯腰耕作的情景，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从周朝时期的“井田制”到共和国时代的“责任承包制”，都说明了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农业耕耘制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形成中国社会性格特质的因子。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西安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延绵200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在这一地带，渭河与黄河交汇，大量黄土来源于黄河，经过上百万年的冲刷、流淌，形成了今日的黄土高坡。它的深度从15米到200米不等。大概是因为河流冲刷的泥沙土质松软，有利于农业耕种，所以中国早在周朝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农耕为国家主要经济基础的局面，而中国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黄河不同于美洲的亚马孙河、埃及的尼罗河或是印度的恒河，它始终在流淌的河流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有时会占50%以上的河水含量，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河床堵塞，以致洪水泛滥，进而造成大量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此时，一个有效、且有威望的个人及其组织就十分有必要用于号召及帮助人们抵御洪水的入侵。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叫“亚细亚生产方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曾说道：“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韦伯的学生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也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

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也产生了“卡里斯玛（Charisma）” ，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就透露出“水神”的信息。《乾卦》说：“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说：“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孟子》中提到的治水有十多处，可见在古代中国治水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中国社会的制度甚至法律的起源与治水有着紧密的关系。

从上古洪水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从中国独有的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字中蕴含着“水”，它仿佛洋溢着神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秘力量“法”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刑”。“法”字本身却以它“无意表现出的事实”，将“水”有关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传述了它古老的来源，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这也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实施的“法家（Rule by law）”的合理化缘由。


井田制及其间架结构

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录的王朝是周朝，它发源于西安附近，属后起之秀，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影响远超在甲骨文和青铜技术达到顶峰时期的商朝，开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先河。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都有某些方面的类似，大体上说，它们都是以世袭贵族来掌控地方政府。周朝有诸侯、王室的家属和各部落的首长。他们被分为五个等级，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义务。

周朝的国君周公以“礼”为依归，他是中国历史上把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的第一人。在他的统领之下，每个地方诸侯都有自己的宗庙，不仅爵位世袭，而且在周朝初期还享有军事指导权。后来有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周礼》，相传就是出自周公之手，这为日后的孔夫子找到了精神依托，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恢复“周礼”，所谓“克己复礼”，并创建了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周礼》中提到了一种叫井田制的农耕制度。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也不准转业。所谓“井田”，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饼种。“公田”的概念后来被儒家吸收为“天下为公”的原则，并不断被后人颂扬。孔夫子将它归功于周公，进而大力主张“复礼”，使“周礼”成了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乌托邦。秦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搞“克己复礼”，难怪曹操都要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毫无疑问，周朝的“井田制”开创了间架性管理体系的先河，它在经历了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并最终在治水的传统组织的基石上衍化为专制间架结构的国家体制，使中国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饱受这一间架性结构的磨难。


秦始皇与兵马俑

从西安市乘车往东30公里，路边有一绿化了的小山丘，据说这山丘下埋葬着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踩踏在始皇陵的山丘顶山上往东眺望，即可看见中国考古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兵马俑博物馆。这两地相距不过几公里，而汽车从始皇陵门前的大道驶入兵马俑的这一段距离，却显得格外漫长，仿佛使我行进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

人是历史创造的，还是人创造了历史？这显然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无论是历史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了历史，都必须经由合理系统的思维加以批判验证，而且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人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有自身的决定力量，只有它存在某个特定的起点，或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此后的历史及其事物是如何发展变化而来。

公元前771年，由于西周的国王在西安被杀，王子东迁，建立了东周，政治和军事由此长期一蹶不振。此后的中国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不安的时代——春秋和战国。在这一时代，记录有170多个国家的名字，各国相互猜疑杀戮，外交与内政，生产与治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各社会由此产生了流动性，并冲破了贵族与贫民之间的阶级。平民出身的学者及思想家们开始周游列国，进谏于诸侯，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思想交融，后世称为“百家争鸣”。事实上，所谓“诸子百家”只是广义的形容，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学说派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种，但他们中间只有法家、儒家和道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思想的繁荣局面展开时，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及指导性的原则以及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儒家的孟子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50年就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加上军事与经济等的诸多原由，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帝国由此脱颖而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齐、燕、楚、韩、赵、魏，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位一统中国的帝王曾一度被视为“私生子”，其父据传是富商吕不韦，他施计巧妙地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立为秦王所钟爱之妃的已子（此人后来成为了秦王子），然后又将已怀有生育的美貌姬妾慷慨地奉送给了秦王子，而这位已怀孕的姬妾日后所生下的便是秦始皇。不论此段玄妙的故事是后人为丑化秦始皇而捏造的谣言，还是有据可依的历史史实，这都无关宏旨。历史的聚光灯已聚集在秦始皇及其开创的秦帝国身上，而没有兴致去探究秦始皇本人的来历及其合法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了中国的版图，广东与广西，四川所在的巴蜀以及现今的越南首次并入了中国的版图。封建制由此终结，郡县制逐步被推行。春秋战国时代的杂乱之局面撤离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即成为了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轨”的社会，为中国人治理中国、发展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骚扰，维护疆域的完整而不顾及百姓甘苦，把秦昭王修建的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修筑到了北纬41度左右。又为建立全国拥戴的首都，从东面移迁十二万户豪门于咸阳，以维护统一之精神凝聚力。从以上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的确有一高远的国家抱负及理想，而这一理想的背后，又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渊源于战国之学术”。

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初期的法家并不算很得意。但是，当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同学——李斯成为秦皇身边的谋士后，情形随之改变。法家的“法”是刑、罚的意思，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有本质的不同。法家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以追求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富强为目的，这就不能创建西方以人权为基石的法制社会。法家同时也讲“势与术”，他代表的是君王的利益与意志，这似乎很符合秦始皇的口味。他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及其焚书坑儒的行为显示出秦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这个国家以征服其它国家为职业，以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机制而滥用职权。若我们打趣地用一个现代术语来形容，秦始皇开创的秦帝国虽然还谈不上是“邪恶轴心”，但也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

一个庞大的征服国，必然会有一支强大精悍的部队为之冲锋陷阵。从今天在秦陵东面不远处出土的秦兵马俑规模上，我们看到了秦军的威武与壮烈。秦陵兵马俑位于西安市临潼县东5公里的下河村。1974年当地一为姓杨的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它，以后又在附近发现了2号坑和3号坑。第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近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各具表情、真人般大小的武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七千多件，排成方阵。二号坑有一千多件兵马俑，是以战车、骑兵为主组成的4个兵种混编的阵列。三号坑属于指挥位置所在的小坑，有六十多个类似军官的秦俑。它们的装饰也比一般士兵精细，而所有塑像的姿态也按当日之战斗的需要而定。

从秦兵马俑的制作规模和精细的程度，我们不难想象二千多年前修建兵俑时各类能工巧匠们集思广益的情景。这么庞大的兵俑不可能在一人的方案和决策下进行，它必定是一个各抒己见并最终趋于统一的过程。它反射出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真实性，也说明了中国人在起源于“治水”组织的模式下，全面动员的历史事实。事实上，秦始皇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集议制”，它允许人们（主要是官僚机构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谈论政事，并发表不同意见。后来的汉朝、甚至清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只是称之为“清议”而已！

秦始皇在铁腕统治中国十二年、游历了名山大川、享尽了阿房宫内的歌舞生平和荣华富贵之后，病死于沙丘。他留下了一个实际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接替的位置。他刚去世，下边的人就乱着一团，自相残杀。接着，陈胜与吴广带头闹起义，全国各地都揭竿而起。仅仅又过了三年，这个盛况空前的秦帝国，就从此消失在了黄土之上，后人们也只能从黄土堆里才能找到它的历史痕迹。


华清池的浪漫与腐朽（续）

对“学”的一点认知

注：这篇小文是我四年前帮同屋的一位北大韩国留学生写的，昨天偶然从文档里看到，觉得很有趣，索性一字不改就贴了上来。文中的观点是我个人在四年前的所识。

学习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无论人们走到那里, 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也无论人们有多么高的学历和阅历, 对理论和实践有多么深切的积累和体验; 都需要不断的学习.

我已经在学校里接受了二十年的教育, 学习了较多的基础知识. 尤其是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 身为一名在异国它乡求学的韩国青年, 我怀着时而惦念家乡父老的心情和向往故乡山水的情怀,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渡过了一段难忘的学习时光. 我在这儿学习了不少的经济理论基础知识, 并且自信这些理论基础知识对我未来的生活和事业有枝粗叶茂的帮助 .由此, 我对学习自然也有了一些看法和感触. 无论是好是坏, 是非是过, 向大家谈谈我的认识与感受, 也是一件称心快意的事. 但即便是这样, 我也必须首先指出: 从古至今, 从东方到西方, 我认为学习的本身并无最好的模式, 也绝对没有唯一的方式方法与样板. 它最为理想的存在,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要学习的人——对学习本身的态度与认识. 换一句话来说, 我认为学习的最佳方法即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据所在时代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 而对真知灼见的不断探究与摸索, 从而产生的浓厚兴趣.

我们韩国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儒家文化的“感染者”, 其“受感”的速度虽远不及SARs那样的迅速, 也绝无其恐怖, 但其影响的深远却必定是SARs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儒家文化的先哲----孔子----曾在儒家经典之一<论语>的第一篇中开门见山的语出: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可见“学”在儒家文化中有及高的地位. 而孔老夫子所说的“学”主要是指学习为做人的道德规范, 这不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有差异, 而且由于孔老夫子并未讲明如何“学”,即学的具体方法, 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一遗憾直到中国宋朝的朱子才得以弥补. 可是朱子所讲的“学”与我们今人说的“学”, 不论是学习的目的与对象还是学习的方式与方法, 也都有别. 由此可见, 对于圣人们都不能完全搞清楚, 弄明白的话题, 我们这些新时代之新青年无疑更是“难圆其说”. 但是, 由于儒家并不只是强调“学”, 同时也注重“习”, 所谓 “时习之”, 因此,不是我可以得出一个贯穿整个儒家文化体系的结论: 学习是学一个已经学定的模式, 习一个不变的习惯, 但它包含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实践出真知”的过程. 而学习的方法也自然也只有等到我们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即工作后, 方可得出其要领. 任何纸上谈兵的东西,包括权威的“圣经圣典”, 都不能, 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及对照探索的唯一对象.

我有幸在北京大学耳闻目睹了一些在教室和宿舍里埋头苦读的同学. 当冬天白雪皑皑的校园内呈现出圣洁的景象时, 很多同学却停留在楼堂馆所无心领略大自然的神采飞扬; 当夏日水波不兴的未名湖畔充满了柔情的蜜意时, 却只有极少数懂得生活的同学自由自在. 难怪中国的皇帝宋真宗要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株树,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三有”或许正是这些表面风平浪静而内心大志起伏的同学埋头苦学的动力和原因吧! 所谓 “先天下之忧, 后天下之乐”. 实事上, 比较起我先前在西方国家念书时所看到的那些性情活泼, 开朗善辩的学生来说, 我更喜欢他们对学习的认知和对待生活的方式.

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胡适之的导师, 著名的实用主义者, 杜威先生曾说: “学习是生活的一个部份”. 我认为杜威先生的这一观点是真知灼见. 人存在的第一要素是生活, 而且最好是无拘无束,潇潇洒洒的生活. 学习的本身不应成为我们正常生活的障碍, 我们更不能因为学习而压抑地生活. 况且学习的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追求真理的过程,它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自然有着不同的运作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一种较为单纯的功能与模式. 这就正如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不断的改变中寻求更加完满的过程一样, 须要不断的求新, 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都会导致一定的弊端.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 “学习不是为了活着,活着就要学习”. 培根的观点是唯心主义论, 他与杜威先生一样都把学习当成人们生存的重要部分. 而培根提倡的“学习”也包括了诸如孔老夫子所说的 “德性”, 但其强调的目的与方式却不同. 简单的说, 培根主张从自在的生活中学习和找寻“德性”,而孔老夫子却硬要我们先找到和懂得“德性”再去 “自在的生活”. 相比之下, 前者有如美国人通过海湾战争寻找石油, 并建立相对合理的民主制度, 是行得通的“真理”; 后者却似联合国硬要美国人先 “合法”,才能行动, 是行不通的“真理”. 可是我们怎么能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观念及意识形态结合起来, 既不让山姆大叔胡作非为, 又不让联合国一厢情愿呢? 或许回答并化解这一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儒家文化的后裔们学习的目的之一吧!至于其方式方法, 我认为应当建立在----自由之思想,民主之精神----北大的传统之上，只可惜北大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传统!

总之, 学习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也应当是只有相对、没有绝对的真理！

鞭炮声中的史实

大街上不停地闪烁着火药爆炸的光束，一团团烟雾转瞬消失在夜空。天空是一片灰暗，空气中散发着熏人的火药味，地上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砰”的一声，在离我只有二十码的地方，一股气浪迎面扑来…….

这不是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而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首都北京。随着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新年元宵节的临近，北京市民正在用传统习俗——放鞭炮——欢送迎接新春佳节的离去。或许这样的形式可以用“喜闻乐见”来形容，街边巷陌传来的欢声笑语与节日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古老与文明、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仿佛都融入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世界，使这个历经战乱和外族入侵的六朝古都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

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并在唐代普及到了整个中国。到了宋朝，民间出现了制造烟火爆竹的作坊和专业匠人，烟火表演也随之丰富了起来。加之造纸业的发展，使烟花爆竹业变得空前发达。而烟花爆竹的普及与盛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所致，后来潜移默化，逐渐衍变为一种文化，而且涉及到了文化信仰乃至政治生活。这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鞭炮只是为了营造节日的欢快气氛有本质的不同。

早在春秋与南北朝时期，人们就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驱逐“妖魔鬼怪”。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在科技较为发达的宋代，苏东坡有诗曰：“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 可见爆竹在不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民间用途，这与古代中国文化里的“阴阳鬼怪”有密切之关联。事实上，资料研究表明，烟花爆竹的产生，与古代中国的帝王们运用道家的炼丹术来追求长生不老也有一定的关系，《淮南子》中就有关于烟花爆竹的详细记载。毫无疑问，这些记述使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若我们破其表层，其深层的文化与制度渊源就展现在了今人的眼前。

火药的发明于宋朝。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中曾说过，中国的各项重大科技成就大都与宋朝有关。只可惜在宋以后，直至晚清，中国人都未能重视科技，更没有把宋朝的一系列科技成就继承发展下去。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火药攻打北京皇城后，士大夫们虽然意识到了“船坚炮利”的必要性，但是又忽略了我们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宋朝科技之兴盛不能说明古代中国人重视科技。至少，我们看到历代中国人在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足迹中，并没有科技的痕迹。唯一能证明我们有继承和发展“科技” 传统之痕迹的证据是我们在今日北京郊外一百多里地的农家院落里，仍然能看到主人家的大院门内放置着二千多年前就发明出来了的“铁锄头”。

科学技术的本身固然与烟花爆竹的功能在直观上无多大瓜葛，而后者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社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功能即意味着“爆竹文化”的形成！若用雷德斐（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来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来衡量，“爆竹文化”只能算是“小传统”，是大多数文化修养相对较低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发展而成的“习俗”。大传统往往是由少数有哲学思辨能力、懂得更多学问、甚至享有某些政治特权的上层人士创造出来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如“法家、儒家和道家”即是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大传统。但是，大传统必定会由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使其中心价值散布到各地，而这条路子就是“专政制度”。大传统往往在形成之后由统治当局确定它的社会功能，并通过由上而下的施政隧道逐步渗透城镇乡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文化性格，甚至改造了具有乡土气息的“小传统”。

烟花爆竹到底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据现有资料考证，民间运用爆竹的历史的确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显然，爆竹的早期阶段属于小传统的范畴。后来，经过千百年的潜移默化，最初用于驱除鬼神的爆竹及小传统、在大传统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之下，烟花爆竹最后衍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办“红白喜事”时不可缺少的工具，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都习以为常。

演变成之后的小传统显然成为了强化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这似乎可以说明一点：乡村充溢生命之活力最终不能抵挡来自制度和文化深层的权威——大传统。不论爆竹的起源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帝王们运用道家的炼丹术来追求长生不老而偶然产生的结果，还是民间百姓为消除来自妖魔鬼怪的恐惧而发明创造的一项可视为“专利”的技术。它以集小传统为一身的“准大传统”形态，一直在不同时期的专制社会里，烟雾缭绕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又不以为然！

北宋政治家兼诗人王安石曾赋诗《元日》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人借辞旧迎新的诗句及其主题“元日（新的开端）”来表达他对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美好愿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敢于挑战“大传统”，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的口号，胸襟宽广、高瞻远瞩，欲实施包括农业和教育制度在内的多项革新。而宋神宗皇帝则是一位颇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他一心想收回北方的领土，但这需要充足的国家财力作为后盾，因而一场积累经济财富的变法也就迫不急待。这实际上就使“王安石变法”自一开始就烙下了继承大一统观念之“大传统”的标识。虽然神宗皇帝招王安石进京，主导变法，但习惯于传统思维的北宋官僚机构因无法脱变出“大传统”的藩篱，而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

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万变不离其宗”之“大传统”，其基石不仅坚固深厚，而且拥有顽固的生命力。在此，我想到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解说王安石变法时说的一句话：“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而相对中国的政治统治组织而言，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国内民间经济组织也顶多不过是“小传统”而已！

假如说王安石是一代英才的话，那么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及可算一代名臣。作为晚清残局的支柱，他游历东西列强的经历，使他能对世界时局和当时中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一句话，世界已经变了，原有的中华体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位颇具世界眼光的满清重臣也不得不遵循“大传统”，向其当朝主子慈禧皇太后敬献一盒价值相当于今天十万以上货币值的烟花爆竹，以讨得主子的欢心，其“大手笔”直接反映出了专制机构的腐败。

事实上，中国人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习俗已很有点年头。从古至今，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地主豪绅，逢年过节、喜事丧事，免不了要“爆”一番。财力丰厚者往往要“大爆”，恨不得震荡整个城市或村镇，以显示其实力。今天，在我家乡的农村社会里，这种现象依然很普遍，有钱人往往会借机大肆渲染一番。我无力直言它仅是“小传统”，因为，在离我们只有一百来年的慈禧太后就用李鸿章送的烟花爆竹显示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假如说来自专制体制内的传统不算是“大传统”的话，那还有什么事物更能称的上是“大传统”呢？ 难道香港的回归、千禧年的来临，以及申奥的成功，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和喜庆的日子吗？假如说仅仅是为了表达我们自己的喜悦而在顷刻间挥霍上百万的钱财是一种“传统（无论大小）”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美德”，那么还有什么传统比我们直接继承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高呼“皇帝万岁”更能表达我们对传统的眷恋以及发扬传统之精神的呢？

在首都北京，政府在好些年前就禁止市民在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现在，随着我国经济逐日增长，政府为此重新开了绿灯。而市民的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消费方式也就更加多姿多彩，三五百元的烟花爆竹费实在是不在话下。就连海淀区成府路上高级知是分子居住的北大清华教职工楼群下，也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片。或许这种现象可以用官方的文雅俗语来形容，即需要培养“健康的生活志趣”或是“符合传统美德”。而原本发源于下层的“小传统”最终也会被来自上层社会或统治阶级的“大传统”所脱变。不论饱含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会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统治，也不论“民族主义”是否会使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喜闻乐见，在“大传统”的基石上，一切“小传统”都显得微不足道、势单力薄。

古老的城市在经过了轰隆的鞭炮洗礼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偶尔还会有稀疏的爆炸声打破沉寂的夜晚。隆冬时分的北京之夜寒风凄凄、道路冷清，昏暗的天空中突然闪现出一道烟花光束，如流星般划破长空。它仿佛预示了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转瞬即逝，又恰似一度死气沉沉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恢复灿烂光明前所展现出的一道光辉。

(2007农历大年十五初稿，四月初完贴)

春节随感

春节期间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地袭击着夜晚，使我久久不能入睡。凌晨时分，我索性起床上网浏览，偶然间看到一位从事英文教学工作的知名人士写的一篇《漫步孔子故里》的文章。我以往一直以为从事英文教学的人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今天才从他们流畅以及颇具几分幽默感的文笔中认识到他原来是一个十分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英文教学专家，使我这位年轻人颇有几分感慨！

一位成功人士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率众探访孔子故里，会使人情不自禁想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天才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此，我当然不是把他比作“天才”，而是想说他有点儿王国维笔下的那股“情节”。毕竟他是社会的知识精英及名流，他对孔子的崇敬和怜悯之情，自然就能从现实中反映出他的确是这个儒家社会的宠儿，被社会接受、并拥抱着，这仿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认为《漫步孔子故里》是一篇“感怀”，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了作者对孔子的敬佩之情。或许我能理解他对孔子的情怀，正如他们都是教书的“同行”，所不同的是各自所处的时代和出发点不一样。孔子是集中国文化的大成者，而英文教学似乎主要是在传播西方文化。当然，谁也说不清教英文及传播西方文化是否最终也能在这个转型期间的国度为文化的转型做出一些贡献，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社会的定论往往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目标为转移。

我觉得他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十分客观，同时也认为 “谁也不敢说假如没有孔子的思想，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更好” 的争议其实没多大意义。儒家毕竟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任何人以假定没有儒家思想的前提来谈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的确不客观！至于说没有孔子及儒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绝不会如此“灿烂”，这个也难以说清！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的确是一个很不幸的人。至于他生后却能在中国“走红二千年”，他在文章中提到了“统治阶级”的作用的确是要旨。而我认为儒家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建立在法家的基石之上。这里的“法家（Rule by Law）”不同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它是不包括帝王及其家眷在内的“王法”，是由韩非子创立，经秦始皇及其群臣的首次运用，并在潜移默化后延续至今的统治利器。

或许有很多人都认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被人利用、甚至篡改了的工具。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那么多次，但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却依然在影响我们的社会，若究其原由，也是因为法家的存在！不论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者们是否有意或无意效力于帝王，也不论儒家思想是否博大精深，反正它过去、现在、甚至今后仍旧是“工具”。

我个人也认为孔子本人并非有罪无罪的问题。但是，若有人要给他“翻案”，那就是说他“有罪”，但孔子到底有什么罪呢？ 假如说他有“罪”话，那就是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提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和”字。“和”的理念不仅导致西汉以来中国人分裂、统一的历史循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统一与分裂的本身除了因战争的忧患会造成人民的不幸外，别的意义都值得人们深究！“和”的最大收益者还是“法家”的执行者。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主导打倒儒家的毛泽东本人，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也是基于“法家”之上，因而，“法家”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克星！事实上，导致中国人习惯于墨守成规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罪魁祸首也是“法家”。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法家仍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维护着“儒家文明”的招牌，并大力倡导儒家文化的复兴。至于说法家是否能开创“儒家文明”的新局面，这个问题又要反过来问孔子以及儒家。但孔子以及儒家学说显然不能提供明确答案，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光泽，人们也不再把儒家伦理看成是什么金科玉律。尽管儒家在中国社会仍然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插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人们的主观思想上，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身上，已是众叛亲离。儒家的贫困潦倒是否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这就要看中国文化的灵魂及价值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否真的矛盾，是否的确不能合二为一，以及如何才能合二为一。

法家对我们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非常的大。假如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乐意生活在一个法家的社会，那么人民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不至于让所有公民都充分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大多数中国人也根本辨别不了文化甚至制度上的是非。或许这种状况会日渐好转，只是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导下的“变”往往也只是“时间和量”的变化，而不会涉及到“质”的变化。

以前北京市春节期间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如今却是午夜时分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仿佛就是置身于伊拉克的战场。这种情形使我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由于很深的文化积淀，难以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创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也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还非常有限。至于以后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人能否做出点新东西。

Nixon and Mao

Nixon and Mao by Margaret MacMillan - Books - Review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07
Books of The Times
Four Visionaries With Cloudy Visions
By JOSEPH KAH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By Margaret MacMillan 404 pages. Illustrated. Random House. $27.95.

The story of how Nixon came to meet Mao in 1972 has been told by journalists, historians and many of the principals themselves. It has been memorialized in film and mythologized as opera. “Nixon to China” must b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nderstood terms of art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at sense,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akes a compelling topic for Margaret MacMillan, a Canadian historian now widely noted for writing seamless, big-pic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her previous work,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she examined the negotiations that followed World War I, showing how a varied cast of outsize egos literally redrew the map of the world.

I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Ms. MacMillan seeks to present the frigid week in February 1972 that Richard M. Nixon spent in China in much the same way. She retells the tale engagingly, from Mao Zedong’s enigmatic outbursts, to Zhou Enlai’s seductive diplomacy, to Henry A. Kissinger’s obsessive distrust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Yet the momentous event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s a common conceit for popular works of history, and it is an unsatisfying premise for examining the opening salvo of the complex and unsett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re-establishment of relations was, of course, a milestone, but it was also an artifact of the cold war. It did not alter history the way any of Ms. MacMillan’s four protagonists, Nixon, Mr. Kissinger, Mao and Zhou, thought it would. Ms. MacMillan acknowledges as much, but she has the delicate task of treating her main actors as visionaries when none of them foresaw the outcome.

The United States has yet to abandon Taiwan and force it to return to mainland Chinese rule, perhaps China’s most important goal in opening its door to Nixon. China did not pressure North Vietnam to make major concessions to end the Vietnam War on terms favor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Nixon and Mr. Kissinger’s dominant concerns. Their common rival, the Soviet Union, took two decades to collapse.

One event that arguably did more to change the world came a few years later, after Mao and Zhou had died, Nixon had resigned in disgrace, and Mr. Kissinger no longer had a patron in the White House. That was when Deng Xiaoping abandoned Maoist policies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and overhauled China’s economy. Today China and America are no longer cards for each other to play. They have become giants warily circling each other in what could be the decisive contest of the 21st century.

In describing Mr. Kissinger’s intensive negotiations over the wording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during Nixon’s visit, Ms. MacMillan reports that he urged his Chinese hosts not to waste time discussing trade. “The maximum amount of bilateral trade possible between us, even if we make great efforts, is infinitesimal in terms of our total economy,” Mr. Kissinger said. Ms. MacMillan, with characteristic understatement, calls these “interesting predictions.” In 2006 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xceeded $230 billion.

Yet it is clear that Ms. MacMillan did not write the book for the weighty reasons she claims. She wrote it because it is a gripping, old-fashioned drama from the “great men” school of history. It has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s whose motivations ranged from the sordid to the profound. They staked their reputations on bridging the chasm between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and its most populous one at a time when far more modest strategic realignments seemed likely to upset the cold war balance of power.

Ms. MacMillan explores the tectonic shift in the thinking of both top leaders that made the overture possible, then follows the intrigue of their tentative probes, through Poland, France and Pakistan, to open negotiations.

Mao, at the time still champion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was tearing his country apart, determined that he liked dealing with “rightists” like Nixon. Nixon, whose red-baiting anti-Communism carried him to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land, fawned before Mao when invited to meet the chairman in his study.

Both men, perhaps especially Nixon, were self-conscious about making a grand historical gesture. But they acted out of weakness. Nixon could find no face-saving solution to the Vietnam War. Mao’s boundless paranoia had focused on his chosen successor, Lin Biao, even as his own health deteriorated sharply. Both sides worried deeply about the Soviet Union.

Ms. MacMillan makes skillful use of the trove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that has recently become public, mining it for detail that gives her narrative fullness and subtlety.
Nixon’s presidential advance team left behind a Xerox machine when the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 Chinese had to copy every diplomatic document manually. The Chinese insisted on having their own pilots fly Air Force One over Chinese territory, but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use the advanced navigation system on the Boeing 707.

The theme that comes through most clearly is the mendacity and pettiness of the Nixon White House. Nixon and Mr. Kissinger schemed to exclude their own State Department from any significant role and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to get credit with the news media.

Mr. Kissinger, in a gesture that now seems recklessly generous, passed along to the Chinese reams of top-secret intellig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That, and the fact that Nixon went to China without any assurance that Mao would meet him, signaled clearly that the Americans came as supplicants.

Ms. MacMillan presents much of this information unvarnished and remains aloof from the raging debate over the conspiratorial style of Nixon and Mr. Kissinger. “About Face,” by Jim Mann, and “A Great Wall,” by Patrick Tyler, a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The New York Times, offered more polemical versions of the same events. William Burr also analyzed much of the material in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Ms. MacMillan’s dispassionate approach does not challenge the historical record. She also does not fulfill her own promise of showing how the world was forever altered. But Nixon’s meeting with Mao was undeniably a shock, and Ms. MacMillan has written an electrifying account .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 on Flickr - Photo Sharing!

我喜欢玫瑰，因为每一株玫瑰都有尖锐的刺儿，犹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中都有难以理解和相容的部分。爱护一株玫瑰，不是要根除它的刺儿，而是要小心被它的刺儿扎伤，也要小心自己的刺儿扎伤喜爱的人。

我更喜欢红玫瑰，因为每一朵红玫瑰都有艳丽的色彩，犹如我们每一个人的资质中都有闪光和明亮的部分。爱护一朵红玫瑰，不是要褪变它的色彩，而是要乐意被它的色彩渲染，也要乐意用自己的色彩渲染喜爱之人。

Happy V-Day!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 on Flickr - Photo Sharing!

How to make a HDR Image

如何制作HDR« make a HDR Image »

(引自The Lightbox) by Christian Bauer

Here you won't find a what a HDRI is, but how you can make one.
A little warning at the beginning: HDR-Images are not normal RGB- Images, they are build of different exposed photographies and that's why they can get real big. You also have to be very precise during the prozess of making a hdri to get a good result.

1. How to photograph
HDR-Images can be used as spherical enviroments but also as normal textures. You need lightwave to use them but the first new renderer are in betastage which will understand that format too.
What do i need?We want to make a spherical projection with only one viewpoint. For that we need a camera and a precisonspherical mirror. To photograph a sherical mirror have one very important advantage: You have the whole 360°/180° enviroment in only one Image (but you have also the camera on the mirror and a small area behind the sphere with distortions... who cares if you only need it for lighting a scene). For a HDRI we need at least five photos with different exposure time. We also need two statives, one for the camera and one for the spherical mirror.
The best way to photograph is with a digitalcamera, because you can be sure to get pixelprecise results ,while if you are scanning from a photo you also have to rotate the azimuth. Some Digitalcameras don't give you the chance to change the exposure time, but you can change the imagebrightnes and the camera stores the informations about exposuretime internally to your jpg-file. Well, photoshop or in this example ACDSee can read these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a digicam where you can sett the exposuretime manualy don't forget the f-stop.
Here are the informations from a jpg, shot by a digicam
Exposure time 0,012.. F-number 4.4

The exposuretime have to be converted.
0,012 sec. are 1/77 sec. which is normally used for this Parameter.
So we have a exposuretime of 1/77 sec.


What have i do with the pictures now?I have taken someimages (shot freehanded) , i know the exposuretime and now i'm ready for photoshop:
We only have to crop the image:
Every image have to have the same height and width!!! The image have to be cropped along the tangents of the mirror.
nur zur erklärung, ich habe heute nachmitag beschlossen ein tutorial zu machen und hatte aber kein Stativ zuhause .. ;)

Your images should look like that now:
1/20 sec.
1/90 sec.
1/500 sec.
If you have written down the exposuretime you are ready for the funny part....


2. Software
We now have five images which have to be kompiled to a HDR-Image.For that we need a software from Paul Debevec .
This Software makes from many singleimages one HDR-Image. There is only one problem with this Software: it needs PPM-Images.
But there is a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when the JPE-Group released their imageformart they also gives away a encoder, and with this encoder also a decoder, which can convert any jpg to a ..yes, ppm. You can download it from here .... This is not my software, so i can't garantee you that this software is ok!!!!
to use the Software more easier i have put it in a RMB-command.
it's only hard for you if you don't understand german ;) ..i'm on a german w2k so i'm not sure if the things have that name i think.... please correct me!
At first we open w-explorere and go to the "Extras" menu, then to the Folderoptions and then to the Filetype-Tab.You can now see all registered filetypes. Now search for "JPG" ..and exactly jpg!.
Then the bottom should be names "advanced" or so... there you have a dialogbox where you press "new...". In the next dialogbox you can assign a command to the RMB-propertymenu which is similar to a batchfile.
We call the command "convert" and in the next field you have to browse to your djpeg.exe file and append the option "-ppm" and "%1"
"-ppm" converts the jpg to ppm , "%1" is the file whe have pointed at before.
If you now use the RMB over a jpg you can directly convert it to a ppm.. easy, isn't it?

There is another port of this software which can read tga's. You can download it from http://dcine.dyndns.org/mkhdr/and don't have to play with the software below.
Problem solved, so we can go on with Mkhdr.....


3. setup MkHDR
Mkhdr.exe is a Comandlinetool and need external options and something like a scenedescription. With the scenedescription you let mkhdr know what it should do with the files.
In this Textfile you have a list with your imagenames , exposuretime, f-Stop(?) and two options which are not important for the quality. The Textfile should look like that:
Wald_1000.ppm 1000 4.4 3 0 --->name of the image, 1000=exposure time(1/1000) ,4.4 = f-Stop, gain, neutral densityWald_50.ppm 500 4.4 3 0Wald_10.ppm 250 4.4 3 0Wald_10.ppm 125 4.4 3 0Wald_10.ppm 60 4.4 3 0Wald_10.ppm 30 4.4 3 0.....and so on

next we create a batchfile in the same folder as mkhdr.exeit should look like that:
mkhdr.exe -w dummy [path\]wald.txt wald.hdr
the parameter "-w dummy" is not required but without the parameter mkhdr crashes on my system......hmm.. ???followed by the textfile where [path\] is naturally the path to your textfile and the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your outputfile.
RUN!
Ready!!!

致故宫博物院的公开信

郑欣淼院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
电话：85117010
邮编：100009



郑院长：

最近从报刊杂志上获知有人倡议故宫博物院把位于故宫大殿旁边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撤出故宫，而故宫博物院也正在考虑该倡议。就此，我以一个普通年轻中国公民的身份向你及故宫博物院谈谈不同的看法，希望你们最终能打消这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念头。

据一月二十二日的《参考消息》第八版的报道，倡议发起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在他的博客上说星巴克的存在毁坏了紫禁城的庄严气氛，还说它不是全球化的表现，而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对此，我强烈抗议！他的观点非常狭隘，他的倡议也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或大多数年轻一代中国人，更不能视为客观事实。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要维护我们固有的、积极的文化传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不加批判地维护我们的文化传统。紫禁城虽然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但紫禁城也是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封建专制的象征之一。若是我们要去维护它的所谓“庄严气氛”，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去维护“封建专制”呢？若是说在故宫博物院开设星巴克“不是全球化的表现”，那么把星巴克从故宫博物院撤走，就是全球化的表现吗？

事实上，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相互交流、乃至融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包容的情怀和理念才能使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过去，住在紫禁城的皇帝们拒绝了来自西方世界通商的要求，最终导致国家和人民陷入了灾难。我们应当深深吸取这一沉痛的教训。我的观点不是从拒绝经营西方商业就会导致某些不好结果的忧虑性出发，而是从我们中国人应该谦虚，应该懂得历史和看清世界发展潮流出发。况且在故宫开设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才能证明中国在变化、在发展，也有便于在明年奥运会期间为各国运动员和游客提供不同的、及时的饮食需求。

假如按照这位芮姓的观点，在故宫开星巴克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穿着西服，甚至坐着西方国家生产的轿车，我们是不是也要求他们改穿“中山装”、并改坐“人工轿子”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撤出那些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测量和维修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员和外籍人士呢？我们是不是干脆也把故宫里西方人发明的灯具全都改换成“蜡烛”呢？ 这样可能更正统哦！

最后，我建议贵院与星巴克公司就合同续签一事，达成谅解。如实在有社会压力，也可以找到一个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包括保留星巴克的商标和产品品质，但辅助设施和员工服装都可以采用具有中国特设的模式，让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星巴克咖啡继续在紫禁城内散发幽香！

此致 礼！


罗 正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此信已于今晨通过邮局发往故宫博物院）

Happy New Year

H
a
p
p
y
N
e
w
Y
e
a
r


No matter how powerful humankind thinks itself to be, the forces of nature have a way of asserting themselves, bringing with them both awe and terror. Fires、floods and earthquakes, the years are over and will never come back again--all provide starting images that remind us of the power of the natural world. By comparison, our own efforts of unflagging enthusiasm can seem puny: Uncle Sam and his close friends are desperately hanging Saddam with God's mission; Confucian's invisible hand which is still insidiously spreading his patriarchal virus with a kind smile veiled by dazzling economic feats cross Asia and becomes more emotionally volatile towards his brother in law -- Taiwan; Uncle Tom turns to fight with AIDS which has gruesomely spread to this sprawling world, instead of respecting to white people only. At this moment, a light show beyond the wildest dreams of human engineers makes us primeval once more, gazing to the heavens with same kind of wondering that the earliest of our kind must once have felt. If life is unique to Earth, man is absolutely the noblest animal that nature affords. Will man tame nature? Arguably, tame ourselves is the first step of taming nature. After all, man is a human being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as Socrates said he wasn’t an Athenian or a Greek but a citizen of the world. Happy New Year!

毛泽东综合症

Photo by New York Times/Oct.10,06

这张毛泽东的照片来源于《纽约时报》，摄于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照片未曾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公开过。红军经历完长征到达陕北开辟根据地，还未完全安稳下来，蒋介石就再次调集兵力围困红军，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十分憔悴。他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实质是为生存而谋划的“统一战线”。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由于怀疑蒋氏调用其兵力打红军是意在削弱东北军势力，并有意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稳固的西北地盘，就积极与中共接触。他不仅把重要的国军军事情报传递给了中共，借钱给中共，而且还申请了加入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未批准。蒋介石觉察到张学良有变化，就亲自飞抵西安，不料被“张扬”二部发动的兵谏所软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整个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彻底改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被编入国军，享有法理地位，并逐渐发展壮大。此时的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坡上横槊赋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字里行间里已经流露出了建立封建帝业的信心，气势逼人。十二年后，他就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添写了另一部“王朝替换史”，再次烙下了专制的标识。

一百一十三年前的今天，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偏僻农舍。关于毛泽东的人和事，现在已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可阅读参考，但就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出身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却很少有人记录关于他的文字。历史的发展当然还存在局限性，以致我们还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评判毛泽东。然而，一个十分有趣、却又使人们颇为忧郁的现象是“毛泽东热”始终在中国大陆难以冷却。不仅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之中国如此，在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思想与文化更加开放的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书店里关于毛的书籍随处可见，电视节目中关于毛的故事及其影像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在许多公共场所，包括医院和车站，谈论毛的话题也是耳熟能详。究其原由，是什么原因在从中产生如此大的魅力呢？显然，一个存在的政权是关键，但实际上，只有弄清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才可溯其渊源，而这绝非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可以述清。

Mao’s syndrome（毛泽东综合症）

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小文章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就想过的事。当我今天晚饭时从报纸中获知明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时，我索性拟定“毛泽东综合症”这个题目作为在毛泽东生日的今天写一篇感想。但几个小时的思索十分短暂，未经仔细斟酌，我就把所思所想非常粗略地勾勒了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八九年前春节除夕之夜，我和来自北大的好些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相遇在了北大小东门外的一家咖啡馆欢度新春佳节。此间，我们谈论了学多话题，可正当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及老毛、而又并非是在说老毛坏话时，有一位男同学（可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对着我们一大群人嚷道：“他这样的大人物，若不是谁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建树，就根本不足以评价他（毛泽东）。”屋子里顿时一片沉寂，我出于对这位同学的强烈不满，即刻从座椅上站起来对着这位戴着眼镜的小个子说到：“人民就可以评价他！”。大概是这位同学感到我的情绪比他还要激昂，就只好拿起桌上的杯子喝水，但毛泽东这个话题也就没再继续谈下去。

这件小事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遇到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后来的几年里，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影响较为深刻的书籍包括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的一生》/Mao a life、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以及最近由我以前认识的一位人大教授杨炳章撰写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还有港台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而且使我逐渐脱离了当我还是一位初中一年级学生时，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过安息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些如明朝山水画一般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

我真正感觉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政权产生正确理解的途径，不是来自这些大多数是由西方人撰写的书籍，而是源自我在一党制社会的所见所闻。当然，任何个人的感观都不足以客观描绘一个真是的历史人物，而这也并非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只想用最为简短的文字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我不是医生，也根本没接触过毛泽东这样一位至今在许多人心目中仍旧是神化般的人物，当然也就不能妄称毛本人患有医学上的某种病症（Disease）。我只是想说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神化一般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弊端（Diseases of Society），或者说是病态的想往和迷恋 。这些弊端和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有毛泽东思想——虽然它现在几乎已经被大陆所抛弃，但实际上仍然在官方享有自高无尚的位子；在经济上，出现了“毛式商帮”——即以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商业手段的大陆商人，但这些商人大多数是与共产党官员暗地勾结的暴发户；在文化上，出现了“毛泽东地理《生活周刊》”和金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它们所代表的是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上一代大陆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那些事实上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但又对其盲目崇拜的年轻一代，其中不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我所说的“毛泽东综合症” 广义上是指被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专制政治体制所扭曲了心智的人，这些人在思想上因长期融入儒家社会而不成熟、在心理上因社会和家庭的总总压力而不健康、因精神紊乱而导致行为怪异的中国人。范围足以广至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中不乏事业的“成功者”和常在社会抛头露面的“知名人士”，当然也包括一些以“龙的传人”自诩的国人——他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专制政治体制里的奴隶，没有能力或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按自己的理想创造未来的道路。

“毛泽东综合症”在狭义上是指那些对毛泽东获取权利及最终主宰中国大陆的整个心路历程持钦佩敬仰之情的中国人，这些人中间又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由为突出。他们出身在一个准儒家社会，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接受过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和育人的方式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历史渊源认识较为肤浅，无法跳出自己的文化体系去客观看待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缺乏主观的批判性审查习惯。因而他们一方面在运用西方的各种现代科学技能来开创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在潜意识中抵制西方的文化与体制（事实上是因为无法融入所致）。他们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找不到正确的个人定位，更不能表达自己可能存在的不同政治立场，正如中国大陆是根本不允许“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久而久之，精神上的压抑和使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最终导致许多人扭曲了性情，使人们不得不把内心的不平与矛头由内而外地转向了外部世界，释放自己的意志！

前几天，十多个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包括博士研究生）试图发动一场反对过圣诞节的活动。他们联合申明反对过圣诞节，原因旨在他们认为圣诞节并非出自中国的节日，因而应该从文化上抵制它。但是，姑且不论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四处都流露出“崇洋媚外”的陋习，光在首都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里的圣诞树和圣诞服装所洋溢出来的气氛，就已经可以与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相媲美了！按这几个学生之意，中国社会就只能过传统节日，但不幸的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保留了上千年的“龙舟节”也已经被韩国人注册为韩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有什么节日不能过呢？ 由此一列，我情不自禁想到了严复先生先前提到的“野蛮的排外”，我认为这些在学识上是典型的“半桶水”的高等学府学生所提倡的不是在促进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进步，而是在提倡“复古”，是在野蛮地对待西方世界的文明及其成就，其心态丝毫都不亚于当年乾隆皇帝对待马尔戈尼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与无知。

记得在九七年夏，当代最知名的儒家学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经在他的著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提到了所谓的“儒学第三期的转换”。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坚持认为儒家是可以赓续创新的，我当时还把他的论述读得津津有味。几个月后，大陆的儒家学者蒋庆先生也来到了北大做演讲，蒋庆说：“毛泽东不仅是儒家徒，他集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和阴阳家为一身”。正是从他这句话中，我逐渐明白了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

任何国人对毛泽东的批判和讨伐，若究其根源，都会涉及到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好比我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不会是一件使大多数中国人都乐意接受的事！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变异”，当人们恢复理性时，“大革命”的本身就成为了“错误”！事实上，我本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批判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更缺乏抗拒的精神和传统。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运动”都是因为人们吃不饱饭造成的，是人们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时，出于人要生存的本能而不得不站出来斗争，这也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质。五四运动虽然表现出了空前的批判姿态，但即使是像胡适这样著名的“西化论者”，其个人生活中表现出的仍旧是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他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敬，按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比自己大的农村女子为妻，并终身与之结伴直至去世。谁也说不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力主张“西化”的原因之一是不是自己深深感触了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痛楚）。

若是“毛泽东综合症”的确存在，那么一个治疗的药方就是迟早的事。药方就是中国大陆应该发展民主政治体制，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让人民有能力和空间客观地批判审视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力。须知，毛泽东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只是一个真实的“新中国”，但假如我们坚持认为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的，那么我们还不如说她仅是名义上的新中国。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无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本人可能自认为是反传统的斗士，但遗憾的是他本人并不清楚他所发动的十年浩劫的本身动力和政治文化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法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家Rule of Law”与西方的“法治Rule by Law”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要扫除传统文化的陋习，建立有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随着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地鼓励人民未经批判性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儒家家长制风格，将来必定还会给后人带来伤痛。中共眼下宣言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本质上就会有别于西方民主，人民并不能对此有更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说，若是中国要扫除传统文化的毒瘤，并建立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甚至“外力”直接影响的作用，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即使办到了，中国的“国家观”也必定会面目全非！因此，“毛泽东综合症”在未来几十年内难以治愈，若是不能治愈，不仅会给国人及下几代人留下祸害，也完全可能殃及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后的今天，任何对他带有批判性质的评价仍然可能会遭到中国政府乃至社会的打击。这不仅是因为毛所建立的政权依然在专制地统治着中国，更重要的是，对毛的崇拜与认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客观上包含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即使是有人对毛及其政权私下、甚至公开表露出不满，也不能客观说明对毛不满的人就正确地 “理解”了毛泽东。要抛弃主观的个人感情色彩（不论褒贬）来达到对事物评判的绝对客观，是很难的事。事实上，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若要绝对追求客观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定位”了的客观事实。（初稿）

芬妮映像

记得是在小学五年级的图画课上，老师曾给我和同学们看过一张叫“蒙娜莉萨”的图片。她指着图片中的眼睛告诉我们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有魅力的眼睛。年少时的我还未能建立自己的审美观，并信以为真！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一直以“蒙娜莉萨”的眼睛为标准，审视所有女子的眼睛。但不幸的是，在我此后的生活中，直到我走向成熟，我仍然未能再次见到如此“美丽且最富魅力”的眼睛。

二十年后的一天，我几乎忘了这件曾经震撼我心灵的往事。直到一周前，我偶然在Flickr电子相册里浏览到芬妮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感受，使我回忆起来了二十年前的往事，感到自己找到了自己一直试图再次看到的那双眼睛。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非常兴奋，我开始仔细地在Hsiao的相册中翻阅她的所有照片。我发现她并不是一个符合西方人审美观的女子。因而，“蒙娜莉萨之眼”事实上并非她的最美！我认为她的性情与外在的结合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我喜欢她在拍照时的pose，那并非色情照片里见到的挑逗性姿态；我喜欢她的衣着，没有丝毫的雍容华贵之感，却时尚而又大方；我喜欢她没有浓妆艳抹的秀美面容，看起来是那么的亲切甜美。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秀美而又温柔的女子会骑摩托车，因而即使是我根本不了解她，也能看出她根本不会骑摩托车。但我却十分欣赏她坐在摩托车上拍的那几张照——漂亮优雅——是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传奇，有点儿“林妹妹”的味道，却又比林妹妹时尚典雅。事实上，我觉得儒家传统中的审美观在她身上可有可无，而我更乐意把她看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中 （Postmodernism）的Ms.Lin。

在她的这组照片中，我较喜欢的是一张她用右手托着长发、而又面无表表情的样子——那是她最好的姿态——不要刻意去追求一种姿态，本色的她，不做虚饰的她，才是真实的她，最美的她。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就是“零距离”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好像是她在对着我扎头发…..而且还有点儿漫不经心！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喜欢上她了，但即使是我喜欢上她了，也只能走出房门，在北京这个沉闷的夜晚做做深呼吸。天空一片苍凉，没有一丝星光，月亮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使人很难憧憬黎明前曙光的到来。

此时的北京城已是夜阑人静，户外冬风啸啸、冰挂树梢，街边巷末空无一人，湖面的冰水也被笼罩在夜色中，大地一片苍茫！

我突然之间感到了一点儿孤独与寒冷。我漫步在湖畔，思索着如何写完我要想说的所有的话，我感到自己难以办到，因为我还有点矜持。尤其是我在面对一个二十岁女生的时候，我感到难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化为文字清晰表达出来。我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女子，而是一个陌生而又扑朔迷离的岛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不知道独立的精神与无助的关爱是否可以在隆冬时分结为日月潭中的玉洁冰清。


Daphny's image

It has been four weeks since I affected by Daphny. As a matter of fact she is a gorgeous looking admirable young girl hardly every man on this planet would fancy. If you see a girl like Daphny for the first time, you are blinded by her beauty losing the words you just have put together in your mind from one second to another. And honestly said, I haven’t even met her yet.

It is just her photos that had that kind of effect on me. Briefly said, her appearance is breath-taking. She is natural. She is plain. Her skin has the perfection of white porcelain; her hair is as dark as a deep ocean and as soft as silk. Her eyes remind me of Mona Lisa’s, looking with intensity and gentleness at the same time. She is an ideal of a girl.

But it is not only looks that count. And it is not only her superficial beauty that attracts me. I can see from Daphny’s eyes that she is a warm, gentle person with a good heart. Furthermore she is not that type of girl that is keen on materialistic things; she is looking for human beings of her attitude, of her state of mind.

When I look at her pictures, I remark that her poses are not typical. Normally people do not show any character by there poses, not any insight. It is more like a portrait that intends to show the person in good looking but unnatural state.

Her pictures are different. They show me an insight of her person. Drinking water while holding the bottle in her hand or touching her lips with her index finger are everyday situations. In that way she is not posing, but rather showing a trivial act of everyday life. She is not acting somebody. In my eyes, that is just what real beauty is all about.

Although Daphny is far away, I can enjoy the associations and feelings that her pictures give to people looking at this impressively beautiful Taiwanese girl.While distance between places can be long,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still remain short. At least from my point of view

（Photos by Yu-Cheng Hsiao)

初雪的夜

北京的冬天总是悄然无息，不知是哪个清晨，当我推开窗户，看见眼前耀眼白雪，才理解到冬天的到来。

而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时，正值凌晨时分我从香山赶回未名湖住所的路上。当汽车行驶到颐和园北宫门时，我突然发现车窗前有移动的小白光点。我好奇观望着这些可爱的小白光点时，小胖子司机用北京话慢条斯理地告诉我说：“飘雪儿了”。我被这突来的景象感染了。因为有了雪，心情随之豁然开朗，身体中的血液仿佛也伴随着轻舞的雪花而欢腾起来。我索性叫他停车，打开车门就冒着飘零的小雪花一个人悠然起步，在夜深人静的昆明湖畔接受了来自冬天的洗礼。

冬天的神圣牵引我独自漫步在空旷的道路上，感受这个风雅的初雪之夜。踏着渐渐湿润的石板，走入灯火阑珊的昆明湖畔，我的心犹如小木船，远景不见。天空十分的灰暗，即使是你睁大眼睛，想看看飘雪时分的云景天光，天公也不给我任何景物。昔日的皇家园林此时此刻已不是我所熟知的文明的象征了，湖光山色消失的无影无踪，楼台亭阁也已在风花雪夜中黯然入梦。佛香阁的老态龙钟在见证了一个世纪的衰败与兴起之后，此时此刻，正被笼罩在冬夜的风雪中，沉寂无色。十七孔桥远远看去就像是那条一千年前曾经出现在西子湖畔的白蛇，使人惊束，只有远处隐约可见的南湖岛还宛如中国神话中与世隔绝的仙境，也因为有了它，我才能找到一点儿诗意，感悟到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在孤寂皇家园林中幽转了不久，我回到了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雪花还在在不停的飘洒，偶尔会伴随着树叶飘落到我的脸庞，不经意间还会以为是小姑娘在空无一人的夜街上飞吻我一般，使我分不清天上人间！路灯释放出的橙黄色光芒给我带来了一丝温暖的问候，我索性朝灯光走去。雪花在灯光下变得多姿多彩，好像萤火虫一般幽雅飞舞。在颐和园北墙外的街道上，这些路灯没有被风雪所吞食，而是用它们的热炙编织了初雪之夜的美妙与神奇！

在距离北宫门五百米开外的路边，有一墩巨石，孤独地屹立在风雪中，显得十分凄凉。巨石上雕刻的一行金色文字在昏暗的灯光中显得格外阴冷——中共中央党校。我有幸在这样的一个初雪之夜路过此地，追忆过去、即使我因在二十年前的教科书中阅读过描写红军长征的事迹的文章而仍旧对它怀有孩提时代的崇敬之情，我也不得不在此情此景的场景中想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诗句。一个时代、一个巨人，虽渐渐远离了我，但其身后所留下的事物，却犹如高墙内外的这场初雪，使大地不能在一夜之间苏醒过来！

雪下得稍大了一点，我沿着颐和园路走向住所，回顾自己的过去。人生会经历许多难忘的时刻，但那些独特而又振撼心灵的片刻，更容易被记忆所纠缠。谁说我不正是在经历这样的一瞬间呢？一个人、一双鞋，在初雪之夜的大地上画出一串串脚印。建筑的四周、道路的尽头，已不再是我昨日所熟悉的车流人群了，一切都被洁白的盛装素裹，就连神圣的红砖绿瓦也会被掩盖得失去了尊容。

我情不自禁想到唐朝诗人岑参的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若是大自然的每一步都不至于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塑造我们的性情，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缺乏灵感和创造性冲动的人。林德（Robert Lynd）在评价澳士汀（Jane Austen）笔下人物时说：“在他们的生活中能遇上一场小雪，就是一件大事”大体上说，我还是比较赞成这样的话。但我更愿稍加补充地说，对于我这个生长在长江岸边的南方人来说，初雪之夜，就好似恋爱中的情和早春时分的景。(初稿）

朝鲜核试验挑战民主

North Korea said Sunday night that it had set off its first nuclear test, becoming the eighth country in history, and arguably the most unstable and most dangerous, to proclaim that it has joined the club of nuclear weapons states. The announcement was a banner headline on newspapers across the world.

本月九日，日本首相飞抵韩国首都访问还不到30分钟，安理会推选的韩国外长潘基文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第四轮投票中基本上被确定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之时，朝鲜突然宣布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此前一天的八日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接任劳动党总书记九周年的日子；一天后的十日是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朝鲜选择中间的九日进行核试验，并对国际社会宣布此事，是希望起到巩固其专制政权的效果。

朝鲜的核试验成功标志着它成为全球第八个核武国家。也使它实际上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公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精神领袖”。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点燃长期以来世界大多数公众普遍认为的“核战争不可能爆发”的星火。

生存与发展

朝鲜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以前苏联为蓝本。它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盟国，并在地缘政治方面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朝鲜半岛发生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战事期间，它也一直接受来自中苏的支援。

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在全球遭遇了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俄罗斯沦落为世界上没有健全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二等公民国。中国却在有西方求学背景的四川小个子的号召下见风驶舵，转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战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朝鲜却仍然徘徊在以追求“乌托邦”为最终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小径中。

1997年8月4日，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发表了题为《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的著作。并在同年十月从其已故的父亲金日成手中接过了权力的交接棒，成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而这位年轻时曾学习过机械与驾驶，并在文学领域有一定造诣的新一代当权者，在上台后并没有有效改善以往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而是时常沉湎于“卡里斯马（Charisma）”的神奇魅力中。据西方媒体报道，他时儿开着自己心爱的宝时捷跑车，和朝鲜航空公司的漂亮空姐们一起，为追寻新生活而云里雾里的“飞翔”。

僵化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不仅无法保障国家的健康发展，也不能与发达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接轨。面对一个在任何领域都要比自身发达的民主韩国，身为同一民族，共产党朝鲜表现出来的不是积极的学习和效仿姿态，而是走上了一条发展常规军事力量的道路，并发造就了一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军事体系。朝鲜长备武装力量为人民军，分陆、海、空三个军种，现役部队105，5万人；准军事部队18，9万人；工农赤卫队约350万人，最大年龄为60岁，建立于道、市、村镇，指挥序列为旅－营－连－排，装备有轻武器、迫击炮和高炮。据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称，如果朝鲜对韩国发动突然袭击，在没有驻韩美军援助的情况下，韩国几乎不能取胜。金正日本人就是一个喜欢玩弄枪炮的人，而且是个左右手都能开弓，百步皆中的一流枪手，他无疑继承了朝鲜人好斗的民族特性。

国际政治和军事环境

朝鲜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一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地方。

从朝鲜战争起，美军就成为了朝鲜半岛作战指挥的主宰。虽然韩国在1994年收回了军事指挥权，但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由驻韩美军掌握，韩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由外国军队控制本国军队指挥权的国家。近年来，通过美军撤走部分驻韩美军，使韩军加强“自卫”并收回对韩军的战时指挥权，也使韩国的防御由美军主导逐步过渡到以韩军为主、美国提供协助和支援。

实际上，美国根本不会撤走它在韩国的驻军，这不仅仅是为了韩国本身的安全，也是美国“双重遏制”和“双重规制”重要战略的策略。冷战虽然早已结束，但面对军力强大的朝鲜，和一个日益崛起的、在价值和制度都与之不相径庭的共产党中国（近年来，有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就放话说中国正在走当年纳粹德国走的步子），美国仍然需要在东亚部署强大的军力，以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维护自己在东亚的利益。事实上，美国不但没有减少它在东亚的驻军，反而通过扩建关岛这样的重要军事战略基地，而投入了更多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美军的行为与美韩军事同盟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非常明晰的。朝鲜所扮演的军事角色虽不完全相同于当年“中苏友好”时期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但它仍然延续着当时的情形。

一旦中国与美国就台湾或其它问题发生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朝鲜就会毫无疑问地站到中国一边，俄罗斯也会最终表态（俄罗斯近年来在发展民主体制方面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共同抗击包括韩日在内的民主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成了非民主国家共同迎战民主国家的战争，也就是儒家（朝鲜历史上就是个儒家国家）+ 东正教（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斯兰教（以伊朗为代表），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日本虽然不是基督教国，但日本已经从包括制度和价值等根本上融入了西方的体制，而且日本在经济上从来都被视为西方国家。

一部“文明的冲突”就不只是理论上的话题。

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此后许多年，美国与朝鲜都相互敌视。冷战与冷战结束的后期，美国对朝鲜采取的是遏制政策。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1994年六月，美国还为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争取韩国和日本的支持，使用武力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同年十月，双方达成协议，并签署“核框架协议”，美国改而采取“遏制和对话”政策。

针对朝鲜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美国采取“软”政策，向朝鲜提供了粮食援助，使它度过难关，以便维持朝鲜半岛形势现状。朝韩首脑会谈后，作为一种“鼓励措施”，美国不仅正式决定解除对朝鲜的部分经济制裁，还宣布增加对朝鲜的粮食和资金援助。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改善日朝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2000年十月访问了平壤后，美朝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的同时，对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据奥尔布莱特日后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克林顿总统还打算在任期内实现对朝鲜的访问，但后来因为解决中东问题而在任期内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划时代的访问。

911事件使美国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把朝鲜定性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并试图对朝鲜发动推翻专制政权的战争，最终却因为伊拉克战事的影响而未能付诸于行动。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批准研制了可用来摧毁包括朝鲜核设施在内的小型核弹头武器。这直接刺激了朝鲜，使朝鲜在2002年12月22日宣布拆除联合国在其一个核反应堆上装设的监察仪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6日，朝鲜政府致信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驱逐该组织两名核查人员。

2003年1月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总部举行的特别理事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如果朝鲜继续拒绝改变其原先的做法，原子能机构将把此事交由安理会处理，对朝鲜实施严厉的“惩罚性”制裁。第二天，朝鲜官方通讯社就发表评论称制裁意味着战争。朝鲜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此，美国总统布什曾一度虚张声势说：“美国和韩国不会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事的拖累，布什后来一改往日强硬立场，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方面进行对话。这可见美国在关键时候却未表现出超级大国的“英雄气概”，也未能有效制止朝鲜的“核诈唬”！

2003年八月，持续三年之久的美、中、韩、朝、日、俄六方会谈在北京开始了第一次建设性会晤。事实上，这个“六方会谈”只是个试探性的会晤，因为五轮会谈下来后朝鲜核问题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而加快了朝鲜核试验的步伐。六方会谈前后三年的整个过程与其说是一帮无能的外交家凑到一起喝中国的茅台酒，还不如直接说它纯属是对世界和会谈各国的自我哄骗，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要达成令六方都满意的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世界的反映与选择

早在今年二月，朝鲜就单方面宣布自己已经是一个核国家，但许多人（其中不乏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朝鲜的宣布不削一顾，认为是金正日是在白日说梦话。现在，随着朝鲜在一座360米高山的地下坑道处，好似一个小孩第一次点燃春节的鞭炮一样，微小的当量，却使世界为之震惊。

全球各大新闻机构和媒体都在争先报道核试验的最新消息。一时间，一个一度被看着是“流氓国家”的国度，转瞬就加入由世界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核俱乐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运用自身智慧和力量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尽管朝鲜试爆核弹的技术最终还需要核专家们经过数据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据推算，此次核试验的当量仅相当于广岛爆炸的核弹的一半都不到），但相比之下，这已经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而且，难道国际社会还期望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朝鲜就能拥有摧毁整个汉城或东京、甚至能摧毁美国西海岸的核能力吗？

媒体上大肆偏低朝鲜核试验的爆炸功能和当量的本身即是一个视线的错误，它正好证明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愚昧”的传言。事情的本身已经不是朝鲜试爆了多大能量的核设施，而是朝鲜是否已经拥有了令世界感到忧郁的核力量。即使它不再发展核试验，以它现在已经试爆了的核能力，加上朝鲜拥有的“大浦洞”弹道导弹，都可以杀伤韩国、日本和甚至关岛在内的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十万以上人口。

朝鲜在本月三日已经对外宣布它将在近期内进行核试验，使世界有了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由于各种因素，世界还是为之一惊！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能影响朝鲜，但现在看起来事情却并不完全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感到很没面子，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中朝盟友之间有任何秘密协约或默契）。中国外交部在核试验当天就在官方网页上非常罕见地谴责了盟友朝鲜的核试验，称其为：“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并要求平壤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桌上来。中国政府稍后还声称要“支持（back）”联合国采取的制裁措施。

布什说朝鲜的核试验是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朝鲜要对这种行为的后果全部负责。助理国务卿希尔也发表言论说：“我们不会和一个有核计划的朝鲜共存”。但国务卿赖斯却说美国只会考虑对朝鲜实施海空封锁，并不会武力攻击朝鲜。日本已经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船只出入日本港口。韩国也立即终止了对朝鲜的一切经济方面的合作与资助。俄罗斯总统也谴责朝鲜的行为，也要求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月十三日也开会讨论了制裁朝鲜的措施，虽然还有分歧，但最终必定会对朝鲜采取一致的制裁行动。

现实与纷争

朝鲜核试验必定是今年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大动作。它使全世界许多关注伊朗称之为“和平运用核能”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把目光和视线转向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却是敢说敢为的这个发展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曾经在上个世纪中叶与美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并未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加之它的战略位置，以及既然被美国政府称为“流氓国家”，在历史上也做过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比如说绑架日本公民，利用外交豁免权向他国输送倒卖鸦片及大麻等），它自然就更容易受到各方的强烈关注。

可是，拥有核武器可能只是朝鲜在未来十年内，在军事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国际社会虽然强烈要求朝鲜立即放弃核计划，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能被其它国家及其同盟国的外交攻势和经济制裁等手段吓倒，而重新返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及其军事盟友们要想解除朝鲜的核武装，已经面临比以往二十年间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和艰巨的任务。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核试验可能是首先考虑到了伊拉克战势的因素。或许金正日是正确的，即美国在此时不会冒大风险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国际上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因核试验而遭到过军事攻击的先例。事实上，巴基斯坦在1998年成功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后，就受到了三年的制裁。911后，由于美国反恐战争的需要，巴基斯坦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盟友，地位仅次于北约。

虽然世界很难期望朝鲜能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最终与美国发展成为盟友的关系，但世界也难以断言朝鲜日后就没有可能做出对美国或日本韩国有益的事。实际上，正如国际关系是变化莫测的，没有人能说：“我们过去是敌人，所以现在或以后就不能成为朋友。”

朝鲜核试验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事件，它比巴基斯坦的核试验还要有影响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譬如说导致直接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等）也超越了今年春季美国和印度签署的有关民用核合作的协议。因为它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导致东亚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在不远的将来也发展核武装，而这一点正是美国人担心的。据美国国家情报机构评估，只要日本下定决心搞核武装，那他就能在一年内拥有核武器。

合作与对抗

眼下美国人最担心的是朝鲜可能会利用已经掌握的核技术或成品走私他国，甚至支持恐怖主义，以换取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扬言要对朝鲜实施海空封锁实际上也根本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假如朝鲜的确打算出售核技术和成品的话），因为朝鲜完全可以利用他与中国的陆上交通来达到“目的”，也因此，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仍然需要获得中国的协作，即使是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只要不控制中朝边境和物流隧道，制裁也不会彻底。所以美国国务卿赖斯已宣布即将访华，争取中国的协作。

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至今没有发挥出任何有益的作用，而且他很可能在今后会使美国及其军事盟友们感到非常失望，原因不说自明。中朝有友谊基础，两国又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几乎都是相同的政治体制。历史上两国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国家。文化上都是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者，经济上中国也一直在向朝鲜提供技术、资金和石油。中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很可能只是为了避嫌，为了表示维护《核不扩散条约》的国际公约而象征性地在安理会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们提出的制裁议案，而且中俄都肯定不会完全按照答应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的议案。

比较起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来说，中朝之间的距离和价值观就亲近多了！因而，美国及其盟友们要想得到中国无私和积极的支持，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但若是中国也的确不能站在国际（西方世界）的立场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那么就意味着中国不能融入西方人制定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中去。由此，中国在将来就将面临着更严峻的选择，也有可能最终会像一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后，最后因力不从心而不得不去接受自己无能为力。

总之，朝鲜核试验是对国际合作和民主世界的一次考验与挑战。从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来看，核试验（不光指朝鲜核试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考验，假如人类不能在未来的几十或百来年内就有效解除和销毁核武装的路径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行动，那么它最终就可能只产生两个结果：

一，通过合作与协调，世界各国最终和平接受并发展成为民主政治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合理分配世界日夜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机制，使世界整体上改变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和习性，通过几代人的衍变，创造出人类道德的新标准，从而使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适者生存，爆发大规模的核冲突，使世界从竞争的自然规则中选留优胜的国家和民族，这完全可能演变成事实，因为人类已经使用过了核力量来对付人类本身，就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所拥有的核力量而言，谁能说广岛和长崎所饱受的无情打击，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恶劣的狂风暴雨之前的几点小雨点呢？

二战离我们只有半个世纪，但半个世纪对人类乃至地球生物来说不也就像我们在路上迈出的一小步吗。换句话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离我们仍然很近！

从历史看中日关系

Shinzo Abe, a staunch advocate of a bigger say for Japan in global affairs, was poised to win a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 on Wedn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his 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next week.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同时也逢日本自民党即将选举新总裁，若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将顺利当选，并自动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出任过日本外相，还参选过日本首相。祖父岸信介则在五十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安全条约，为美日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在此月把政权移交给新任首相。纵观小泉在任期内的表现，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推动永久性海外派兵、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以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了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果敢，因而也被日本国民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典范，其言行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届日本政治家们的政治风范和视野。

就中日关系而言，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力排重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关联紧密，历史上也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史实，但上世纪中叶的战争使双方相互出现了仇恨与敌视的态度，也成为了两国正常交往的一个历史缺陷。

一，过去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民心态”。这个合成词不能只理解为贬义，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岛民所拥有的某些特殊文化和性情是其它民族没有的优点。由于它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Sinic）的影响，因而它的文化和语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某些因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由于自然环境的局限，为了更好地获得生存条件，日本民族也从来不把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看成是僵化不变的事物，国家至上而下的统治以及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使日本民族时刻团结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周围，而来自上层建筑的政策和治国方略也就相对容易得到实施。

日本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社会革新，分别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革新”和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明治维新”。这两次社会变革改变了日本民族的命运，前者使日本民族学到了许多来自东方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高超技艺、社会伦理，以及典章制度；后者使日本民族学习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宪政。1889年天皇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赋予了日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日渐发达，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使日本上层人士不得不考虑一条“长久的出路”，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便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念，改革军制，扩军备战，一致对外的政治方略，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为实现既定的扩张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在后一次战争中与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中国的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并将军事对象逐步瞄准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拥有东北的目的。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矛盾也急剧加深，不得不加速了对中国的战事，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引发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现在（待续）

写在911的扉页上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day with tributes of silence and a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2,749 people who were killed at ground zero, ushering in one of many memorial gatherings around New York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ousands of Americans are observing a solemn day of remembrance. " For America, 9/11 was more than a tragedy--it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the world." ( President Bush)

今天是美国世贸大厦遭受袭击的五周年殉难日。纽约各界都在“零点地”举行了悼念活动，布什夫妇也出席了悼念仪式。

对美国人来说，911意味着恐怖。在一个爱惜生命、尊重人权的国度，在瞬息之间就失去了几千条生命，这不仅使美国人民明白了强大的美利坚并非坚不可摧，也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愤怒的情绪、国家的形象与民族的未来，促使代表美国人民的布什政府在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势力的呼声下，大张旗鼓地撕毁了国际公约，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阿伊战争。911后五年内发生的事，使我们在人类文明变迁的轰鸣声中，听到了来自历史的轰轰惊雷。

人类表现出的以个人、家庭、社群、和国家为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的特性，使人天生就是亚里斯多德论述到的政治动物。人作为一个地球动物类别的存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层面上显示出合作与排斥的态度。不论是追求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法律或是舆论的制约。若是在追求或保护利益的过程中，需要超越法律与舆论，就会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形似：武力（或战争）。因为只有武力才能最终按主观意愿改变现状达到目的，因而，武力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不同类型的人或群体中，有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贬义词，也可以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褒义词（维护正义的战争）。

纵观世界文明的变迁，从东方到西方，战争始终左右进程。雅典人抗击斯巴达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充满想象和理想、但却不能在政治上团结的希腊人得以被征服他们的民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近东，并使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等地的文字语言。

罗马人以优越的军事技术和社会的凝聚力，在两次布匿战争之后，直至公元前二世纪，征服了马其顿王朝的各国。接下来，汉尼拔征服了西班牙，一代枭雄凯撒则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也在一百年后被征服。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版图横跨欧洲，罗马人所偏爱的希腊文化（希腊人曾认为自己比罗马人更文明，这就有点像乾隆时期的中华帝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从艺术和语言到建筑和哲学，也同时在罗马的鼎盛时期传遍欧洲。

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他们比罗马人软弱许多，便削弱了希腊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使罗马人在政治和伦理的某些方面最终产生了更好的哲学，也扩大了西方文明的领域。这同时使通过武力征服欧洲的罗马人看来，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只要愿意什么时候征服他们，就可以征服。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帝国是全球性的，正是这个日后赋予了基督教的观念，又使基督教日渐演变成为一个一心要包含（审理）整个世界的“公教”。

从近代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纳粹德国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再经由美苏冷战（事实上， 美国在越南、在朝鲜半岛等地的军事行动也是冷战的一部分），颠覆了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唯一超级大国的存在”和核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即使是二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也是通过武力征服了各诸侯国，才最终统一了中国，并形成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观念。由以上可以看出一个客观事实：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程，都有战争与之伴舞。

美国发起的阿伊战争，是建立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所谓新保守主义，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乔舒亚?默拉齐克说得更明白：‘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跟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老布什是其典型代表……而我们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跟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言论可能会导致令世界更加动荡的后果。尽管这样，一个有能力和实力、并具备客观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为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元化”所需要的客观阶段。联合国仿佛为这样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但联合国目前也还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不是一个在观念和价值方面统一的场所）。一元化的概念就是简单的一个“同一”的世界。用儒家的话来说，就叫“书同文，车同轨”是一个高尚的大同理念和目标。

事实上，正如人类同属地球生物类，达尔文所言之“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虽然达尔文并没有直接论及人类在文化和制度上也存在生物进化的衍变过程，但正如后来的马克思因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启示，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超越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束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就将爆发革命），因而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诠释人类所有社会变迁的轨迹。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冲突，就是亨廷顿已经指出的“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之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不单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有可能在日后把亨氏所论之“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也演变为现实。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是造成冲突的根源。但若是儒家文明能经由“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改变了它千百年来的价值观和制度，那么结果就会成为亨氏在提及文明冲突论时所真正指望的：“是为避免冲突”，最终就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轨迹。

当世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都朝向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价值观与制度的区别也就随之进入了历史的洪流，“历史的终结”就会真的浮现出来。福山教授所言：“尽管世界没有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的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过程会使世界上所有不同肤色、不同地理、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一条“大同”的道路。

911事件及其美国的反应，可能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是单纯和狭义的民族主义）促使人类再次经战争的洗礼而奔向未来的开端。近来发生的、建立在日美军事同盟之上的共同导弹防御体系，以及黎以冲突，也为下一场“文明进化”，拉开了又一序幕。

注：这篇小文只是随笔，不代表我最后、或不变的观点。

泛谈“礼仪之邦”

路经新华门时抓拍到的照片：“民”字被夹在两把刺刀之间


最近在报刊上多次出现相同内容报道：中国游客在海外旅行时，不仅行为举止非常不文雅，有的甚至还把所住酒店的餐具都带走了！感到十分遗憾！像这样的一个正在“崛起” 中的文明古国，又怎么能够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去为其它民族树立典范呢? 若要做一个专题研究，恐怕写一本书也难以理清。在此，我只扼要谈谈自己的陋见。

中国有“礼仪之邦”的号称。“礼仪之邦”的内涵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孔子在《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他主张“仁人爱人”。所以，在剖析“礼”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仁” 。仁是指人们通过道德上的个人修养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

“仁”字是由“二”和“人”合成“仁”，而“二”不是单指一个数字符号，而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仁”比“人”字虽只多了一个“二”字，但它的内在涵义就与这个“二”紧密关联。因此，从中国特有的象形文字上分析，仁是由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在道德，是一个需要和他人整合的过程，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群体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仁。

“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自由”和“道德”是一体的两面一样。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礼”的作用，及其在造就人时所充当的角色。“礼”是一种近乎于宗教活动的习惯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人际关系。个人是要通过“礼”才能转化为社会成员，而“礼”的运用则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各阶层也通过“礼” 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和谐一致。所以，“礼”是构成中国二千多年文化传统价值的外在形式，最终目的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达到内在的“仁”。

孔子在《述而》中说：“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八佾》中他又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可以看出孔子是认为每个人对仁的实现程度都有所不同，没有人能完美地体现出“仁”。因而，一个循序渐进的追求“仁”的过程也就出现了。

儒家的“仁”事实上须由“小人”发展到“人”，再发展到“君子”，最终才能达到“仁”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进入“大同” ，体现“仁”的最高价值。而一个单个的个人，是只能通过对“民”、“人”至“君子”的逐级实现，才能达到“仁”的一切行为楷模的最高之境界。因而，儒家把人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等级，“君子”、“人”和“民”。“民”则是最低等级，如孔子本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在《卫灵公》中就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论语》中表现出来的“人”往往是指享有政治地位和特权的上层阶级。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区分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分基本上是文化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有些学者也抱相同的看法。在以孔夫之为杰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在这个二千多年前就基本上规范好了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我们是找不到诸如基督教义中强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思想源泉。

古代中国人曾认为人天生是善良可亲的，孟子曾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无形中促使中国人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意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仅未能产生诸如西方人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念，而且视“明君圣贤”所制定的制度礼仪为最高行为准则。加上儒家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以“礼”所衍变的制度化和道德化强制性要求每一个“人和民”（本性都是有私利的社会个体）实现毫无个性所言的自我约束，客观上就削弱了中国人发挥个人公共道德的精神。这种缺乏公共道德精神的现象，在今天这个普遍以经济和物质财富有来衡量他人价值乃至道德品行的社会里就更加突出。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及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不同，儒家是“公私不分”，认为父子关系和君民关系是相同的。由于孔子曾说“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的精神是你人自己所具有的，爱你自己的父母及亲人是最根本仁爱。这就削弱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所以，中国游客走出了国门后把酒店的东西带回家，就像他们把办公室的物品带回自己家一样，丝毫没有内疚感。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米德(G、Mead)所言：“在人类社会的经验和行为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自我有机结构都是由这个过程整体（社会体系）的有机关系类型造成的。”

在强调道德的儒家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威根本上就是道德的权威。这无形中就促使多数中国人天生就以“圣人” 或“君王（皇帝）”为表率，也想日后也做圣人、做皇帝。而“圣人” 却只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无法解决诸如吃饭穿衣，甚至享受男欢女爱之类的人之常情。而“皇帝”则既可满足精神需求，也能满足物质需要，因为皇帝在现实生活中跟人们的直观印象往往是“生活豪华而又一呼百应”。

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多的是憧憬着拥有皇帝级别的财富和礼遇，而儒家的道德伦理也变成了工具，而非目的。按黑格尔的观点，人是有物质欲望的动物，也是需要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同的动物，后者也是人有别与任何其它地球生命类型的不同之处。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逐步被民主制度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提供合理的创造和分配物质的制度，不能完全认可“民”。

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在为靠近甚至达到“帝王级别”而奋斗的社会里，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他人的死活呢？在达到较高级别的人看来，不顾及低级别的“民”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任何良知上的不安。儒家自身的伦理实在儒家社会结果际上是实得其反。大概也是因为这种现象在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后，儒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恶性，开始提倡“人本主义”。但依我之陋见，因该题为“民本主义”，正因为“人”在儒家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认同要高于“民”，因而从基本的一个层面去发展强调个人的“民”就更有必要了！打趣地说一句，“民主”的本身也是从“民”开始啊！

在现实生活中，“人”和“民”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但在儒家千百年形成的社会体系中，他们之间却有着除文化以外的区别。比如说，势利的人就不会把一个跪在地铁门口要饭的人当“人”，此时，这位要饭的人就降格为“民”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口那几个金灿灿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就是先提及“人”再谈到“民”。这非常微妙，也十分复杂，它涉及到“法家”对儒家的影响。“尊君卑臣”的观念也是由“人”与“民”等级论的衍化过来的。而“人民” 即英文中的“People”，在西方却是一个没有等级区别的同一概念。

事实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中，不仅儒家藐视、遏制“民”，道家和法家同样如此，而且还过之。道家的《老子》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智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大肆主张“愚民”。这比儒家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来鼓励人民提高知识（实际上就是掌握儒家理论），从而获得“晋级”更可怕！而法家的韩非子则根本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无法了解国家的政策含义（仿佛是这么一回事，但若是民都不能了解国家的政策了，国家的存在还为了什么呢？不就只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了吗？）。韩非在《显学》中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人民都如不懂事的孩儿一样，不能全然了解政府谋求长治久安的用意。这显然更没有把“民”当成一回事！

归根结底，中国人在海外旅行时表现出来的丑陋行为，源于影响中国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里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中央文明办公室最近公布的“出国公民行为准则”虽然不加掩饰地揭露了“赤裸上身招摇过市”、“咬着牙签东张西望”，使中国人难堪的细节，也因这种罕见的坦率而表现出了为建设“软实力” 需要的自信，但它并没有触及到根源，而且在方式上仍然表现出了“教化”的儒家特色。

一个有些病症的人或群体，自己靠感觉给自己开药方，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发达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西方社会能发展到今天，源头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正是我们每个儒家社会公民的先祖（今天正好是教师节，孔子是中国的杰出教育家）留下的“祖训”。

但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脱出来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脱离已有的文化传统基因，去寻求新的变革（而非创造性转换），也必然会导致悲剧。民主也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文化基础而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由此，我又想到著名美籍日本学者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的一个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Democracy）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