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了，我想到了一件饶有趣的往事：我漫步在红砖绿瓦的西长安街上，路过雕龙绘凤的中南海新华门时，偶然看到政府衙门的卫兵在换岗，我即刻拿出了相机，当卫兵们所持的那两把刺刀把“民”字挟持在中间时，我往前走了四五米，冲进了门口的“黄线”，并按下了快门。不料一个探子随之走了过来严厉质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只好随机应变，用英语反问了他几句，他摸不着头绪，以为我是外国游客，便指着我身后的黄线意示我离开。
上图照片中的背景是雕刻在新华门前牌坊上毛泽东当年手写的“为人民服务”，前景是两位手持常规武器的军人走入新华门。毛泽东已去世三十年，中国在这三十年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人仍然生活在毛的阴影之下，而且中国仍旧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十三亿中国公民至今仍然生活在阴暗之处的“刀光剑影”之中，没有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共产党也没有任何在除去他们量身定做的法律保障之下的群体或机构的监督，这就使一个问题浮出了水面：到底是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呢？ 还是人民在为共产党服务呢？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几乎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大声嚷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是六十多年过去了，共产党建国到今天又已过了五十八年，老毛及中共所说的“民主”在哪里呢？ 连个影子都看不见。别说“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们少拿人民的纳税钱养几个二奶，少出几个贪污犯；高级官员的王八子孙们不用特权谋取私利，不把国家当自己家，中国的老百姓就谢谢共产党了！
每次当我走过中南海新华门时，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新华门前的这道“为人民服务”的屏风不是立在新华门对面，而是立在里面，让过往行人看不见里面的景象呢？这显然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关系。但我想说的是，假如日后有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被立在了新华门对面，不仅能随时提醒出门的高级官员都明白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现在是只有在他们回中南海时才能看见“为人民服务”的招牌），而且能让人民至少能感觉到中南海的透明，从而消除政府高级官员在人民心目中犹如皇帝般的神秘面纱，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的形象，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觉悟，知道自己是“为人民服务”为出发，而不是“人民为自己服务”。
当然，即使是这种表面改变的可能性都很小，毕竟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若是没有“一个人，一个政党”的专制统制，国家的面貌也会面目全非。中国人也早已习惯了儒家家长式的统制风格，而且已经几乎成为了我们民族性情的一部分。若中国人一心想建设民主，拥有自由，一场切肤之痛也是不可避免的核心过程。不过，长痛不如短痛，假如中国人民意识到没有民主及自由是不幸时，中国人民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界：我们已经忍耐了两千年！
October 1, 2007
July 27, 2007
July 25, 2007
青藏铁路之旅
西藏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记得在成都读书时，那时只有十八岁的我就找到好朋友打算约他们在暑假时期一同骑车去西藏，但这显然是个不现实的计划，不仅家人反对，就连学校领导们都跳出来威胁要开除我们。事实上，就算他们都支持，也不现实，骑车去西藏，我估计我们还未能领略到布达拉宫的壮美，就先去感受西藏人民医院的质朴了.
坐在T27次火车上，我憧憬着青藏高原的魅力，畅想那里的山山水水。在火车经过宝鸡以前的那些路段，我因以往时常往返而非常的熟悉那里的一切，当火车穿过了那一片象征中华文明的中原黄土地时，我便聚精会神地观察起周围的一切了。直到夜幕时分，我仍旧被车窗外的那些新鲜事物和自然地理所吸引。
火车在天还未亮时便到达了青藏线上的起点格尔木站，由于火车要在这儿换成美国生产的、马力强大的火车头以便翻越唐古拉山，使我们有时间下车在站台上稍作停留。格尔木的风很大，站台上很冷清，而此时站台上的温度要比车厢内整整低了十度，除了几个像我这般初探高原气候的年轻人在站台上不厌其烦地走动外，没有其他人出现。
火车驶出格尔木不久，天就微微发亮。车行130公里就到达了玉珠峰站，虽不停站，却丝毫不影响我们观赏两座海拨6000以上的高峰（玉珠峰和玉虚峰）银装素裹的风貌，两座山峰终年积雪，形成了传说中的“昆仑六月飞雪”。景观为之壮丽！ 而接下来火车突然驶入全长1686米的昆仑山隧道，更使人耳目一新，这里是全世界最长的冻土隧道，海拨4648米。火车在隧道里轰隆了好一阵子，车厢内鸦雀无声，许多乘客仍然在睡觉。不经意的一刻，我一个人仿佛就是在穿越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隧道之中！
片刻的黑暗之后，阳光已透过车窗洒落在我焦脆的脸咯，几乎一夜未眠的我精神依然抖擞，坐在卧铺车窗前，继续在轰隆的音乐声中遥望莽莽的昆仑山脉。人生很难有这样的旅行，尤其是当你已经完全沉寂在童年时期的梦境中时，名山大川就会使你感到宾至如归般的亲切！
一个小时不到，火车驶入了楚玛尔河，车窗两边渺无边际的绿草平原就是著名的在“可可西里”。此间，车厢里会时不时传来一阵阵惊呼的声，没有什么比看到藏羚羊的出现更加高兴的了。当火车驶入全长11.7公里的彩虹桥时，我也看见桥下为数不多的藏羚羊在奔跑，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相机捕捉它们，而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显得格外激，有的女生居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好像比在高潮的那一刻还要激动。使我感到十分困惑！事实上，可可西里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美，大多数地方是沼泽和湿地，远处有连绵的群山。这儿除了藏羚羊外，还生长着其它的一些珍稀动物。我还在车上看到过一只大约有一只小狗那样大、貌似家猫、但尾巴却很长很粗、全身黄色的动物，而且离火车的距离不算远。当时曾有人告诉我说这是什么“喜马拉雅旱獭”还是别的什么名，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据说，一些在可可西里工作过的人都未能看到过这种动物，我因此感到十分自豪！
大约在上午十时左右，我突然透过车窗看见了一条黄色的河床，水量不算大，河床中间还有沙岛，远远望去宛如星际之流。此时，韩列车长走过来告诉我说：“这就是沱沱河长江源, 火车马上过长江第一桥了”。我一时为之兴奋，心情交织在严肃与喜悦之中，我想到了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立于河边说：“时间犹如流水一般，不论昼夜时刻流逝。）-
对于一个生长在长江岸边的人来说,长江不是不可以征服的,但却是永恒的! 我在十五岁时曾在表叔的护伴下游泳横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汹涌澎湃的江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磨灭！ 今天，路经长江上游的沱沱河，广袤无边的天际之流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感到十分的亲切!
毛泽东当年曾横槊赋词：“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毛以其对中国文化的谙熟而展现了一代枭雄的原貌，但毛本人对长江的理解还是十分有限，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人和自然界的不可调 和，而且他也极力主张修建三峡大坝，但这样做就严重破坏了长江的生态环境。
在穿越了长江文明的发源地沱沱河长江第一桥后，公路随影同行，天上的云彩也愈来愈多，令人心旷神怡。火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驶向唐古拉山口——世界海拨最高的铁路5072米。我拿着相机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尾部，等待着接近最高点那一刻的到来。当一个朋友从车厢内的GPS电子读数显示器中看到5072米时，大声呼喊：“到了，到了！”我拍到了世界铁路的最高点，但是，由于有点儿激动，我无意中把拍摄模式搞成了“S”，所以快门速度非常快，达到了1/500秒，拍出来的照片也好似黎明时分的光线一样暗！但这张照片的composition 却非常好，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
火车过了唐古拉山后，逐渐驶入了具有草原风格的田园，时而会看到牦牛和羊群，车窗外的景色是那么的迷人：一条小河从天边蜿蜒走来，牦牛在河边绿油油的草地上悠闲自在地散布，牧羊人在不远出的“迷你”小丘上与羊群嬉戏，朵朵白云在头顶上空飘过，远处是白雪皑皑的雪山，横跨天际。假如不是我耳闻目睹，我难以想象这样的风景写真会展现在我的眼前。一幅幅壮美的风景图画犹如慢慢展开的明朝轴筒山水画卷，使人惊叹不已！
我坐在餐车里品用着高原铁路线上的“美味佳肴”！事实上，我几乎每顿饭都吃不饱，也弄不清其中的原由。每次用完餐，一回到自己的卧席，感觉又有点饿了！好像刚才都是喝的水，在高原上蒸发的特别的快，由于我平时几乎不吃零食，也就不打算吃点其它东西来填饱肚子。最后还是吃了许多自带的水果，但这样一来，我就接二连三地去洗手间，也大概是因为T27这趟火车的设备的却不错，坐在马桶上，不仅可以新陈代谢，而且还能观赏到窗外的美景，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特殊的“坐席”，感觉真的是不同凡响！为了保护高原生态不被破坏，T27专门设置了蒸空集便器，排泄物直接经由自动蒸空包装而输入到车下吊装的污物箱内，而不是像其它普通列车那样直接排放到铁路上，严重破坏环境卫生！
列车横穿“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藏北草原后，眼前突然呈现出一面湖光山色，漂浮的白云放映在蓝色的水面，水鸟在水中嬉戏，牛羊遍布在湖岸。这就是离青藏铁路最近的湖泊——错那湖。火车沿湖边前行好几公里，离湖岸最近之处只有二十几米。这是我在进入西藏后看到的第一个湖，很美，假若陶渊明在此一游的话，那么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篇章就该改写为“错那湖记”了！诗人看待世界和感受世界的角度往往不同于一般大众，《桃花源记》所记录的世界事实上只是诗人的理想。我想，假如我有朝一日也成为了诗人，那么错那湖的印象就必将是我追寻的梦想！
从错那湖前行120公里，火车翻过海拔4880米的申格里贡山口，此段铁路与公路相聚数十公里，在距离那曲还有五六十公里时，两条“天路”才又再次相伴同行，直奔拉萨北大门——当雄站。在这儿，有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泊，纳木错湖，藏语为“天湖”，4718米，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而纳木错湖的南岸就是闻名遐迩的念青唐古拉山。有多少人曾经在此流连忘返，但几乎都不是文人墨客，中国的那些沙龙修养的文人学士从来就没有过征服自然，挑战自然的勇气！
我们在高原铁路上继续前行，当火车路过世界最高的地热温泉——羊八井，再南行五公里后，就到达了羊八井峡谷。蜿蜒的河谷时而宽，时而窄，铁路对面是一河之隔的青藏公路，与我们并肩而行，路上行驶的汽车里还有人不停地在向我们挥手致意！这毫无疑问，使我初次领略到了藏民的热忱。
列车沿42.5公里的连续坡道一路奔向终点站拉萨，当我们从五公里长的羊八井隧道钻出来时，眼前竟是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这里不比江南的那些小桥流水人家，更没有诗人留有隽永的词句，但远处的炊烟缭绕的藏家村落却使我情不自禁感觉到了亲切与美妙！我来自大山，我知道山里的生活是恬静、充满遐想的天堂。那些金黄色的油菜花使童年时的梦想变得绚烂多姿，山路两旁的野花点缀着我们五艳六色的生活，即使是在满天星光的宁静夜晚，当我在不经意间翻过山岗，眼前便即刻呈现出一片在崇山峻岭与河流百川交替出现的地方闪烁着万家灯火的辉煌。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也希望自己有一个让梦想栖息的港湾，西藏就是这样一个让梦想栖息的地方！
列车使过拉萨河大桥，十分壮观，再穿过柳吾隧道，圣城拉萨就出现在我眼前。眺望夕阳中的布达拉宫，一片金碧辉煌，那里曾经是唐朝文成公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它见证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片断，也记载了中华帝国文明的光辉灿烂！
June 4, 2007
“六四”十八周年的几句话
Today is the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s "(The Tiananmeng Massacre)" which happened on June 4th 1989 in Beijing China. At that time, a lot of innocent students and people were killed and many more were arrested and jail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y.
Many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both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laimed that the demonstration was a movement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support democracy”. In fact, many of people amongst the demonstrators only had the foggiest idea about “Democracy and Freedom”.
As a younger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that year, I, by the first time, came to Beijing. I remember that I saw many Chinese guards with weapons standing around the Gate of Heavily Peace-TianAnMeng Square without smiling. By the time I reached Mao Zedong’s biggest portrait, which is situated in the centre of Beijing, I was very impressed- an armed-solder had wordlessly looked at me. (Yesterday, I took this photo in a same place but, this time,the guard didn't look at me )
It has been 18 years since the memory of his face and eye was shot into my head. Yet, I am still unable to eliminate him from my memory and it may take a long time to remove him from my head. This situation, both for me and for all Chinese who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and freedom may yet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I believe that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 “Rule of Law（法制）” here in China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han any other process simply because we have a two-thousand-year history of “Rule by Law（人治）”. Article: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对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其性质各有所识，不仅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各自的定义不一样，就连中国国民的看法也不一样，甚至一些西方人对“六四”的看法也与西方媒体的看法相距甚远。因而，讨论“六四”，并给它一个定义，还有待历史去作最后的裁决。
十八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领域及阶层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人们虽然不再兴致勃勃地提及那场震惊全球的“民主运动”，然而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治（Rule by Law）”的国家，尽管这些年，在伴随着经济的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建设西方文明中的“民主”与“法制（Rule of Law）”，却仍然匍匐不前，有待进一步提高。
究其原因，中西文化的价值不一样：中西两者对统治及其合法性的定义不同，西方是源于选举，中国的权力历来被看作是“受命于天”；中国的传统强调的是等级结构，而西方文明则是民主与平等；中国文化不强调、也不支持权力制衡，而且与西方文明强调竞争不一样，中国文化则注重冲突中的调和与折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正大力建造“和谐”社会的原由。
但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甚至不能建设民主，而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即使排除共产党的一厢情愿），无论是方式和模式，都肯定会有别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而且可能会带有“中国文化特色”，并体现中国价值。但是，一个能体现中国价值的“民主模式”也必定是“假民主”，这样的话，中西文化及制度的冲突就仍然会存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谈，为了“调和”而发展“民主”，与为了“民主”而发展“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等于“慢性自杀”，后者等于“开辟未来”！
注：这张照片是我昨天去天安门拍的，拍摄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我八九年第一次来北京天安门时，被一个武装军人盯着我看，使年幼的我感到十分恐怖的地方。但这一次，这位年青的军人不但没有盯着我（他甚至没有看一眼我的镜头）而且没有配戴武器。我认为，十八年过去了，社会总会有点进步！
文章：中国文化与政治 图片：http://www.flickr.com/photos/scenery/528023018/
May 4, 2007
黄土地上的文明?
我曾数十次路过西安，但从未下车停留。今年五月初，我与几个研究生一同登秦岭的主峰太白山，中途停留西安，使我第一次踏上这片“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黄土地。
当我乘坐的火车在清晨时分接近古都西安时，我透过车窗，看见不远处的天空中飘散着农耕人家的寥寥炊烟，在晨曦中清歌漫舞，与铁轨的轰鸣声同奏出那曲唐玄宗与杨贵妃时代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我遥望大地，视线里是一望无垠的黄土地，那些土壤与我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我的家乡四川盆地看到过的土壤不一样，土质呈黄褐色。在中国，只有代表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才会有这样的土壤。它说明我已经进入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核心地带。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陕西咸阳至河南洛阳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西起宝鸡、东至洛阳，延绵500多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具生气、也最富魅力的地带。渭河与黄河在此交汇，张骞曾从此地出使西域，而文成公主也是由此地出发嫁入西藏。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据说也是崛起于这片黄土之上，殷墟的甲骨文与鼎盛时期的青铜时代，以及农业史上开创先河的井田制，都与这片黄土地带紧密相关。周人也起源于此地，周武王灭殷后，把黄河东西两岸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西周。西周的兴起为这片黄土地增添了不少神光灵气，而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哲人会面——孔子见老子，更为这片黄土增添了辉彩。假如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它的神圣，那么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都城——唐朝的长安城就建立在这片黄土的中心地带，皆可说明这片土地的伟大与威武。
西安曾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也是一座重要的历史舞台。许多史事与人物曾在此搬演变迁，尽管我们后人已经无法再一览当日之全貌，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秦砖唐瓦以及雕栏玉砌，却仍旧能引领我们穿越时空，沉湎于历史的猜想与反驳之中。古都西安的诱人之处，就是在于她神秘的历史面纱和浪漫典雅的文化气息。
黄土与制度
一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话语里或许包含着一个个惊人的故事，但话外之意，却十分简单，它形象地表达了黄土高坡上的陕北村民弯腰耕作的情景，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从周朝时期的“井田制”到共和国时代的“责任承包制”，都说明了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农业耕耘制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形成中国社会性格特质的因子。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西安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延绵200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在这一地带，渭河与黄河交汇，大量黄土来源于黄河，经过上百万年的冲刷、流淌，形成了今日的黄土高坡。它的深度从15米到200米不等。大概是因为河流冲刷的泥沙土质松软，有利于农业耕种，所以中国早在周朝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农耕为国家主要经济基础的局面，而中国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黄河不同于美洲的亚马孙河、埃及的尼罗河或是印度的恒河，它始终在流淌的河流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有时会占50%以上的河水含量，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河床堵塞，以致洪水泛滥，进而造成大量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此时，一个有效、且有威望的个人及其组织就十分有必要用于号召及帮助人们抵御洪水的入侵。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叫“亚细亚生产方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曾说道：“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韦伯的学生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也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
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也产生了“卡里斯玛（Charisma）” ，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就透露出“水神”的信息。《乾卦》说：“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说：“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孟子》中提到的治水有十多处，可见在古代中国治水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中国社会的制度甚至法律的起源与治水有着紧密的关系。
从上古洪水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从中国独有的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字中蕴含着“水”，它仿佛洋溢着神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秘力量“法”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刑”。“法”字本身却以它“无意表现出的事实”，将“水”有关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传述了它古老的来源，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这也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实施的“法家（Rule by law）”的合理化缘由。
井田制及其间架结构
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录的王朝是周朝，它发源于西安附近，属后起之秀，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影响远超在甲骨文和青铜技术达到顶峰时期的商朝，开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先河。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都有某些方面的类似，大体上说，它们都是以世袭贵族来掌控地方政府。周朝有诸侯、王室的家属和各部落的首长。他们被分为五个等级，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义务。
周朝的国君周公以“礼”为依归，他是中国历史上把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的第一人。在他的统领之下，每个地方诸侯都有自己的宗庙，不仅爵位世袭，而且在周朝初期还享有军事指导权。后来有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周礼》，相传就是出自周公之手，这为日后的孔夫子找到了精神依托，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恢复“周礼”，所谓“克己复礼”，并创建了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周礼》中提到了一种叫井田制的农耕制度。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也不准转业。所谓“井田”，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饼种。“公田”的概念后来被儒家吸收为“天下为公”的原则，并不断被后人颂扬。孔夫子将它归功于周公，进而大力主张“复礼”，使“周礼”成了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乌托邦。秦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搞“克己复礼”，难怪曹操都要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毫无疑问，周朝的“井田制”开创了间架性管理体系的先河，它在经历了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并最终在治水的传统组织的基石上衍化为专制间架结构的国家体制，使中国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饱受这一间架性结构的磨难。
秦始皇与兵马俑
从西安市乘车往东30公里，路边有一绿化了的小山丘，据说这山丘下埋葬着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踩踏在始皇陵的山丘顶山上往东眺望，即可看见中国考古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兵马俑博物馆。这两地相距不过几公里，而汽车从始皇陵门前的大道驶入兵马俑的这一段距离，却显得格外漫长，仿佛使我行进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
人是历史创造的，还是人创造了历史？这显然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无论是历史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了历史，都必须经由合理系统的思维加以批判验证，而且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人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有自身的决定力量，只有它存在某个特定的起点，或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此后的历史及其事物是如何发展变化而来。
公元前771年，由于西周的国王在西安被杀，王子东迁，建立了东周，政治和军事由此长期一蹶不振。此后的中国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不安的时代——春秋和战国。在这一时代，记录有170多个国家的名字，各国相互猜疑杀戮，外交与内政，生产与治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各社会由此产生了流动性，并冲破了贵族与贫民之间的阶级。平民出身的学者及思想家们开始周游列国，进谏于诸侯，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思想交融，后世称为“百家争鸣”。事实上，所谓“诸子百家”只是广义的形容，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学说派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种，但他们中间只有法家、儒家和道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思想的繁荣局面展开时，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及指导性的原则以及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儒家的孟子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50年就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加上军事与经济等的诸多原由，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帝国由此脱颖而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齐、燕、楚、韩、赵、魏，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位一统中国的帝王曾一度被视为“私生子”，其父据传是富商吕不韦，他施计巧妙地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立为秦王所钟爱之妃的已子（此人后来成为了秦王子），然后又将已怀有生育的美貌姬妾慷慨地奉送给了秦王子，而这位已怀孕的姬妾日后所生下的便是秦始皇。不论此段玄妙的故事是后人为丑化秦始皇而捏造的谣言，还是有据可依的历史史实，这都无关宏旨。历史的聚光灯已聚集在秦始皇及其开创的秦帝国身上，而没有兴致去探究秦始皇本人的来历及其合法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了中国的版图，广东与广西，四川所在的巴蜀以及现今的越南首次并入了中国的版图。封建制由此终结，郡县制逐步被推行。春秋战国时代的杂乱之局面撤离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即成为了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轨”的社会，为中国人治理中国、发展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骚扰，维护疆域的完整而不顾及百姓甘苦，把秦昭王修建的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修筑到了北纬41度左右。又为建立全国拥戴的首都，从东面移迁十二万户豪门于咸阳，以维护统一之精神凝聚力。从以上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的确有一高远的国家抱负及理想，而这一理想的背后，又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渊源于战国之学术”。
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初期的法家并不算很得意。但是，当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同学——李斯成为秦皇身边的谋士后，情形随之改变。法家的“法”是刑、罚的意思，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有本质的不同。法家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以追求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富强为目的，这就不能创建西方以人权为基石的法制社会。法家同时也讲“势与术”，他代表的是君王的利益与意志，这似乎很符合秦始皇的口味。他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及其焚书坑儒的行为显示出秦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这个国家以征服其它国家为职业，以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机制而滥用职权。若我们打趣地用一个现代术语来形容，秦始皇开创的秦帝国虽然还谈不上是“邪恶轴心”，但也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
一个庞大的征服国，必然会有一支强大精悍的部队为之冲锋陷阵。从今天在秦陵东面不远处出土的秦兵马俑规模上，我们看到了秦军的威武与壮烈。秦陵兵马俑位于西安市临潼县东5公里的下河村。1974年当地一为姓杨的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它，以后又在附近发现了2号坑和3号坑。第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近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各具表情、真人般大小的武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七千多件，排成方阵。二号坑有一千多件兵马俑，是以战车、骑兵为主组成的4个兵种混编的阵列。三号坑属于指挥位置所在的小坑，有六十多个类似军官的秦俑。它们的装饰也比一般士兵精细，而所有塑像的姿态也按当日之战斗的需要而定。
从秦兵马俑的制作规模和精细的程度，我们不难想象二千多年前修建兵俑时各类能工巧匠们集思广益的情景。这么庞大的兵俑不可能在一人的方案和决策下进行，它必定是一个各抒己见并最终趋于统一的过程。它反射出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真实性，也说明了中国人在起源于“治水”组织的模式下，全面动员的历史事实。事实上，秦始皇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集议制”，它允许人们（主要是官僚机构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谈论政事，并发表不同意见。后来的汉朝、甚至清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只是称之为“清议”而已！
秦始皇在铁腕统治中国十二年、游历了名山大川、享尽了阿房宫内的歌舞生平和荣华富贵之后，病死于沙丘。他留下了一个实际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接替的位置。他刚去世，下边的人就乱着一团，自相残杀。接着，陈胜与吴广带头闹起义，全国各地都揭竿而起。仅仅又过了三年，这个盛况空前的秦帝国，就从此消失在了黄土之上，后人们也只能从黄土堆里才能找到它的历史痕迹。
华清池的浪漫与腐朽（续）
April 19, 2007
对“学”的一点认知
注：这篇小文是我四年前帮同屋的一位北大韩国留学生写的，昨天偶然从文档里看到，觉得很有趣，索性一字不改就贴了上来。文中的观点是我个人在四年前的所识。
学习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无论人们走到那里, 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也无论人们有多么高的学历和阅历, 对理论和实践有多么深切的积累和体验; 都需要不断的学习.
我已经在学校里接受了二十年的教育, 学习了较多的基础知识. 尤其是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 身为一名在异国它乡求学的韩国青年, 我怀着时而惦念家乡父老的心情和向往故乡山水的情怀,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渡过了一段难忘的学习时光. 我在这儿学习了不少的经济理论基础知识, 并且自信这些理论基础知识对我未来的生活和事业有枝粗叶茂的帮助 .由此, 我对学习自然也有了一些看法和感触. 无论是好是坏, 是非是过, 向大家谈谈我的认识与感受, 也是一件称心快意的事. 但即便是这样, 我也必须首先指出: 从古至今, 从东方到西方, 我认为学习的本身并无最好的模式, 也绝对没有唯一的方式方法与样板. 它最为理想的存在,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要学习的人——对学习本身的态度与认识. 换一句话来说, 我认为学习的最佳方法即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据所在时代的特征, 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 而对真知灼见的不断探究与摸索, 从而产生的浓厚兴趣.
我们韩国以及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儒家文化的“感染者”, 其“受感”的速度虽远不及SARs那样的迅速, 也绝无其恐怖, 但其影响的深远却必定是SARs所可望而不可及的. 儒家文化的先哲----孔子----曾在儒家经典之一<论语>的第一篇中开门见山的语出: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可见“学”在儒家文化中有及高的地位. 而孔老夫子所说的“学”主要是指学习为做人的道德规范, 这不仅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有差异, 而且由于孔老夫子并未讲明如何“学”,即学的具体方法, 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 这一遗憾直到中国宋朝的朱子才得以弥补. 可是朱子所讲的“学”与我们今人说的“学”, 不论是学习的目的与对象还是学习的方式与方法, 也都有别. 由此可见, 对于圣人们都不能完全搞清楚, 弄明白的话题, 我们这些新时代之新青年无疑更是“难圆其说”. 但是, 由于儒家并不只是强调“学”, 同时也注重“习”, 所谓 “时习之”, 因此,不是我可以得出一个贯穿整个儒家文化体系的结论: 学习是学一个已经学定的模式, 习一个不变的习惯, 但它包含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实践出真知”的过程. 而学习的方法也自然也只有等到我们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即工作后, 方可得出其要领. 任何纸上谈兵的东西,包括权威的“圣经圣典”, 都不能, 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及对照探索的唯一对象.
我有幸在北京大学耳闻目睹了一些在教室和宿舍里埋头苦读的同学. 当冬天白雪皑皑的校园内呈现出圣洁的景象时, 很多同学却停留在楼堂馆所无心领略大自然的神采飞扬; 当夏日水波不兴的未名湖畔充满了柔情的蜜意时, 却只有极少数懂得生活的同学自由自在. 难怪中国的皇帝宋真宗要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株树,书中自有黄金屋”, 这“三有”或许正是这些表面风平浪静而内心大志起伏的同学埋头苦学的动力和原因吧! 所谓 “先天下之忧, 后天下之乐”. 实事上, 比较起我先前在西方国家念书时所看到的那些性情活泼, 开朗善辩的学生来说, 我更喜欢他们对学习的认知和对待生活的方式.
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胡适之的导师, 著名的实用主义者, 杜威先生曾说: “学习是生活的一个部份”. 我认为杜威先生的这一观点是真知灼见. 人存在的第一要素是生活, 而且最好是无拘无束,潇潇洒洒的生活. 学习的本身不应成为我们正常生活的障碍, 我们更不能因为学习而压抑地生活. 况且学习的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追求真理的过程,它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自然有着不同的运作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一种较为单纯的功能与模式. 这就正如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不断的改变中寻求更加完满的过程一样, 须要不断的求新, 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都会导致一定的弊端.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 “学习不是为了活着,活着就要学习”. 培根的观点是唯心主义论, 他与杜威先生一样都把学习当成人们生存的重要部分. 而培根提倡的“学习”也包括了诸如孔老夫子所说的 “德性”, 但其强调的目的与方式却不同. 简单的说, 培根主张从自在的生活中学习和找寻“德性”,而孔老夫子却硬要我们先找到和懂得“德性”再去 “自在的生活”. 相比之下, 前者有如美国人通过海湾战争寻找石油, 并建立相对合理的民主制度, 是行得通的“真理”; 后者却似联合国硬要美国人先 “合法”,才能行动, 是行不通的“真理”. 可是我们怎么能把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观念及意识形态结合起来, 既不让山姆大叔胡作非为, 又不让联合国一厢情愿呢? 或许回答并化解这一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儒家文化的后裔们学习的目的之一吧!至于其方式方法, 我认为应当建立在----自由之思想,民主之精神----北大的传统之上，只可惜北大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传统!
总之, 学习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也应当是只有相对、没有绝对的真理！
April 5, 2007
鞭炮声中的史实
大街上不停地闪烁着火药爆炸的光束，一团团烟雾转瞬消失在夜空。天空是一片灰暗，空气中散发着熏人的火药味，地上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砰”的一声，在离我只有二十码的地方，一股气浪迎面扑来…….
这不是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而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首都北京。随着一年一度的中国农历新年元宵节的临近，北京市民正在用传统习俗——放鞭炮——欢送迎接新春佳节的离去。或许这样的形式可以用“喜闻乐见”来形容，街边巷陌传来的欢声笑语与节日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古老与文明、现代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仿佛都融入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世界，使这个历经战乱和外族入侵的六朝古都沉浸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
中国人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由来已久，甚至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并在唐代普及到了整个中国。到了宋朝，民间出现了制造烟火爆竹的作坊和专业匠人，烟火表演也随之丰富了起来。加之造纸业的发展，使烟花爆竹业变得空前发达。而烟花爆竹的普及与盛行，主要是社会生活的需要所致，后来潜移默化，逐渐衍变为一种文化，而且涉及到了文化信仰乃至政治生活。这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鞭炮只是为了营造节日的欢快气氛有本质的不同。
早在春秋与南北朝时期，人们就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驱逐“妖魔鬼怪”。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在科技较为发达的宋代，苏东坡有诗曰：“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 可见爆竹在不同时期的古代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民间用途，这与古代中国文化里的“阴阳鬼怪”有密切之关联。事实上，资料研究表明，烟花爆竹的产生，与古代中国的帝王们运用道家的炼丹术来追求长生不老也有一定的关系，《淮南子》中就有关于烟花爆竹的详细记载。毫无疑问，这些记述使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若我们破其表层，其深层的文化与制度渊源就展现在了今人的眼前。
火药的发明于宋朝。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中曾说过，中国的各项重大科技成就大都与宋朝有关。只可惜在宋以后，直至晚清，中国人都未能重视科技，更没有把宋朝的一系列科技成就继承发展下去。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火药攻打北京皇城后，士大夫们虽然意识到了“船坚炮利”的必要性，但是又忽略了我们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不足之处。事实上，宋朝科技之兴盛不能说明古代中国人重视科技。至少，我们看到历代中国人在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足迹中，并没有科技的痕迹。唯一能证明我们有继承和发展“科技” 传统之痕迹的证据是我们在今日北京郊外一百多里地的农家院落里，仍然能看到主人家的大院门内放置着二千多年前就发明出来了的“铁锄头”。
科学技术的本身固然与烟花爆竹的功能在直观上无多大瓜葛，而后者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社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功能即意味着“爆竹文化”的形成！若用雷德斐（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来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来衡量，“爆竹文化”只能算是“小传统”，是大多数文化修养相对较低的农民在乡村生活中发展而成的“习俗”。大传统往往是由少数有哲学思辨能力、懂得更多学问、甚至享有某些政治特权的上层人士创造出来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如“法家、儒家和道家”即是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大传统。但是，大传统必定会由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使其中心价值散布到各地，而这条路子就是“专政制度”。大传统往往在形成之后由统治当局确定它的社会功能，并通过由上而下的施政隧道逐步渗透城镇乡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演变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文化性格，甚至改造了具有乡土气息的“小传统”。
烟花爆竹到底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据现有资料考证，民间运用爆竹的历史的确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显然，爆竹的早期阶段属于小传统的范畴。后来，经过千百年的潜移默化，最初用于驱除鬼神的爆竹及小传统、在大传统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之下，烟花爆竹最后衍变成了我们中国人办“红白喜事”时不可缺少的工具，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普通百姓都习以为常。
演变成之后的小传统显然成为了强化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这似乎可以说明一点：乡村充溢生命之活力最终不能抵挡来自制度和文化深层的权威——大传统。不论爆竹的起源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帝王们运用道家的炼丹术来追求长生不老而偶然产生的结果，还是民间百姓为消除来自妖魔鬼怪的恐惧而发明创造的一项可视为“专利”的技术。它以集小传统为一身的“准大传统”形态，一直在不同时期的专制社会里，烟雾缭绕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又不以为然！
北宋政治家兼诗人王安石曾赋诗《元日》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人借辞旧迎新的诗句及其主题“元日（新的开端）”来表达他对变法（王安石变法）的美好愿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敢于挑战“大传统”，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 的口号，胸襟宽广、高瞻远瞩，欲实施包括农业和教育制度在内的多项革新。而宋神宗皇帝则是一位颇有雄心壮志的君主，他一心想收回北方的领土，但这需要充足的国家财力作为后盾，因而一场积累经济财富的变法也就迫不急待。这实际上就使“王安石变法”自一开始就烙下了继承大一统观念之“大传统”的标识。虽然神宗皇帝招王安石进京，主导变法，但习惯于传统思维的北宋官僚机构因无法脱变出“大传统”的藩篱，而导致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
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万变不离其宗”之“大传统”，其基石不仅坚固深厚，而且拥有顽固的生命力。在此，我想到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解说王安石变法时说的一句话：“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而相对中国的政治统治组织而言，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国内民间经济组织也顶多不过是“小传统”而已！
假如说王安石是一代英才的话，那么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及可算一代名臣。作为晚清残局的支柱，他游历东西列强的经历，使他能对世界时局和当时中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一句话，世界已经变了，原有的中华体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这位颇具世界眼光的满清重臣也不得不遵循“大传统”，向其当朝主子慈禧皇太后敬献一盒价值相当于今天十万以上货币值的烟花爆竹，以讨得主子的欢心，其“大手笔”直接反映出了专制机构的腐败。
事实上，中国人用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习俗已很有点年头。从古至今，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地主豪绅，逢年过节、喜事丧事，免不了要“爆”一番。财力丰厚者往往要“大爆”，恨不得震荡整个城市或村镇，以显示其实力。今天，在我家乡的农村社会里，这种现象依然很普遍，有钱人往往会借机大肆渲染一番。我无力直言它仅是“小传统”，因为，在离我们只有一百来年的慈禧太后就用李鸿章送的烟花爆竹显示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假如说来自专制体制内的传统不算是“大传统”的话，那还有什么事物更能称的上是“大传统”呢？ 难道香港的回归、千禧年的来临，以及申奥的成功，难道不是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和喜庆的日子吗？假如说仅仅是为了表达我们自己的喜悦而在顷刻间挥霍上百万的钱财是一种“传统（无论大小）”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美德”，那么还有什么传统比我们直接继承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高呼“皇帝万岁”更能表达我们对传统的眷恋以及发扬传统之精神的呢？
在首都北京，政府在好些年前就禁止市民在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现在，随着我国经济逐日增长，政府为此重新开了绿灯。而市民的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消费方式也就更加多姿多彩，三五百元的烟花爆竹费实在是不在话下。就连海淀区成府路上高级知是分子居住的北大清华教职工楼群下，也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片。或许这种现象可以用官方的文雅俗语来形容，即需要培养“健康的生活志趣”或是“符合传统美德”。而原本发源于下层的“小传统”最终也会被来自上层社会或统治阶级的“大传统”所脱变。不论饱含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是否会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统治，也不论“民族主义”是否会使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喜闻乐见，在“大传统”的基石上，一切“小传统”都显得微不足道、势单力薄。
古老的城市在经过了轰隆的鞭炮洗礼后，逐渐恢复了平静，偶尔还会有稀疏的爆炸声打破沉寂的夜晚。隆冬时分的北京之夜寒风凄凄、道路冷清，昏暗的天空中突然闪现出一道烟花光束，如流星般划破长空。它仿佛预示了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转瞬即逝，又恰似一度死气沉沉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恢复灿烂光明前所展现出的一道光辉。
(2007农历大年十五初稿，四月初完贴)
March 6, 2007
春节随感
春节期间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地袭击着夜晚，使我久久不能入睡。凌晨时分，我索性起床上网浏览，偶然间看到一位从事英文教学工作的知名人士写的一篇《漫步孔子故里》的文章。我以往一直以为从事英文教学的人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今天才从他们流畅以及颇具几分幽默感的文笔中认识到他原来是一个十分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英文教学专家，使我这位年轻人颇有几分感慨！
一位成功人士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率众探访孔子故里，会使人情不自禁想到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天才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在此，我当然不是把他比作“天才”，而是想说他有点儿王国维笔下的那股“情节”。毕竟他是社会的知识精英及名流，他对孔子的崇敬和怜悯之情，自然就能从现实中反映出他的确是这个儒家社会的宠儿，被社会接受、并拥抱着，这仿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认为《漫步孔子故里》是一篇“感怀”，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了作者对孔子的敬佩之情。或许我能理解他对孔子的情怀，正如他们都是教书的“同行”，所不同的是各自所处的时代和出发点不一样。孔子是集中国文化的大成者，而英文教学似乎主要是在传播西方文化。当然，谁也说不清教英文及传播西方文化是否最终也能在这个转型期间的国度为文化的转型做出一些贡献，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社会的定论往往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目标为转移。
我觉得他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十分客观，同时也认为 “谁也不敢说假如没有孔子的思想，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更好” 的争议其实没多大意义。儒家毕竟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任何人以假定没有儒家思想的前提来谈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的确不客观！至于说没有孔子及儒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绝不会如此“灿烂”，这个也难以说清！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的确是一个很不幸的人。至于他生后却能在中国“走红二千年”，他在文章中提到了“统治阶级”的作用的确是要旨。而我认为儒家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建立在法家的基石之上。这里的“法家（Rule by Law）”不同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它是不包括帝王及其家眷在内的“王法”，是由韩非子创立，经秦始皇及其群臣的首次运用，并在潜移默化后延续至今的统治利器。
或许有很多人都认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是被人利用、甚至篡改了的工具。尽管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那么多次，但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却依然在影响我们的社会，若究其原由，也是因为法家的存在！不论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者们是否有意或无意效力于帝王，也不论儒家思想是否博大精深，反正它过去、现在、甚至今后仍旧是“工具”。
我个人也认为孔子本人并非有罪无罪的问题。但是，若有人要给他“翻案”，那就是说他“有罪”，但孔子到底有什么罪呢？ 假如说他有“罪”话，那就是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提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和”字。“和”的理念不仅导致西汉以来中国人分裂、统一的历史循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统一与分裂的本身除了因战争的忧患会造成人民的不幸外，别的意义都值得人们深究！“和”的最大收益者还是“法家”的执行者。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主导打倒儒家的毛泽东本人，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也是基于“法家”之上，因而，“法家”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克星！事实上，导致中国人习惯于墨守成规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罪魁祸首也是“法家”。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法家仍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维护着“儒家文明”的招牌，并大力倡导儒家文化的复兴。至于说法家是否能开创“儒家文明”的新局面，这个问题又要反过来问孔子以及儒家。但孔子以及儒家学说显然不能提供明确答案，因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光泽，人们也不再把儒家伦理看成是什么金科玉律。尽管儒家在中国社会仍然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插入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人们的主观思想上，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身上，已是众叛亲离。儒家的贫困潦倒是否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这就要看中国文化的灵魂及价值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是否真的矛盾，是否的确不能合二为一，以及如何才能合二为一。
法家对我们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非常的大。假如说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乐意生活在一个法家的社会，那么人民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不至于让所有公民都充分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大多数中国人也根本辨别不了文化甚至制度上的是非。或许这种状况会日渐好转，只是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导下的“变”往往也只是“时间和量”的变化，而不会涉及到“质”的变化。
以前北京市春节期间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如今却是午夜时分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仿佛就是置身于伊拉克的战场。这种情形使我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由于很深的文化积淀，难以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创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也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还非常有限。至于以后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人能否做出点新东西。
March 3, 2007
Nixon and Mao
Nixon and Mao by Margaret MacMillan - Books - Review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07
Books of The Times
Four Visionaries With Cloudy Visions
By JOSEPH KAH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By Margaret MacMillan 404 pages. Illustrated. Random House. $27.95.
The story of how Nixon came to meet Mao in 1972 has been told by journalists, historians and many of the principals themselves. It has been memorialized in film and mythologized as opera. “Nixon to China” must b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nderstood terms of art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at sense,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akes a compelling topic for Margaret MacMillan, a Canadian historian now widely noted for writing seamless, big-pic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her previous work,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she examined the negotiations that followed World War I, showing how a varied cast of outsize egos literally redrew the map of the world.
I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Ms. MacMillan seeks to present the frigid week in February 1972 that Richard M. Nixon spent in China in much the same way. She retells the tale engagingly, from Mao Zedong’s enigmatic outbursts, to Zhou Enlai’s seductive diplomacy, to Henry A. Kissinger’s obsessive distrust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Yet the momentous event that changed the world is a common conceit for popular works of history, and it is an unsatisfying premise for examining the opening salvo of the complex and unsett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re-establishment of relations was, of course, a milestone, but it was also an artifact of the cold war. It did not alter history the way any of Ms. MacMillan’s four protagonists, Nixon, Mr. Kissinger, Mao and Zhou, thought it would. Ms. MacMillan acknowledges as much, but she has the delicate task of treating her main actors as visionaries when none of them foresaw the outcome.
The United States has yet to abandon Taiwan and force it to return to mainland Chinese rule, perhaps China’s most important goal in opening its door to Nixon. China did not pressure North Vietnam to make major concessions to end the Vietnam War on terms favor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Nixon and Mr. Kissinger’s dominant concerns. Their common rival, the Soviet Union, took two decades to collapse.
One event that arguably did more to change the world came a few years later, after Mao and Zhou had died, Nixon had resigned in disgrace, and Mr. Kissinger no longer had a patron in the White House. That was when Deng Xiaoping abandoned Maoist policies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and overhauled China’s economy. Today China and America are no longer cards for each other to play. They have become giants warily circling each other in what could be the decisive contest of the 21st century.
In describing Mr. Kissinger’s intensive negotiations over the wording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é during Nixon’s visit, Ms. MacMillan reports that he urged his Chinese hosts not to waste time discussing trade. “The maximum amount of bilateral trade possible between us, even if we make great efforts, is infinitesimal in terms of our total economy,” Mr. Kissinger said. Ms. MacMillan, with characteristic understatement, calls these “interesting predictions.” In 2006 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xceeded $230 billion.
Yet it is clear that Ms. MacMillan did not write the book for the weighty reasons she claims. She wrote it because it is a gripping, old-fashioned drama from the “great men” school of history. It has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s whose motivations ranged from the sordid to the profound. They staked their reputations on bridging the chasm between the world’s richest country and its most populous one at a time when far more modest strategic realignments seemed likely to upset the cold war balance of power.
Ms. MacMillan explores the tectonic shift in the thinking of both top leaders that made the overture possible, then follows the intrigue of their tentative probes, through Poland, France and Pakistan, to open negotiations.
Mao, at the time still champion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was tearing his country apart, determined that he liked dealing with “rightists” like Nixon. Nixon, whose red-baiting anti-Communism carried him to the highest office in the land, fawned before Mao when invited to meet the chairman in his study.
Both men, perhaps especially Nixon, were self-conscious about making a grand historical gesture. But they acted out of weakness. Nixon could find no face-saving solution to the Vietnam War. Mao’s boundless paranoia had focused on his chosen successor, Lin Biao, even as his own health deteriorated sharply. Both sides worried deeply about the Soviet Union.
Ms. MacMillan makes skillful use of the trove of archival information that has recently become public, mining it for detail that gives her narrative fullness and subtlety.
Nixon’s presidential advance team left behind a Xerox machine when the Americans realized that the Chinese had to copy every diplomatic document manually. The Chinese insisted on having their own pilots fly Air Force One over Chinese territory, but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use the advanced navigation system on the Boeing 707.
The theme that comes through most clearly is the mendacity and pettiness of the Nixon White House. Nixon and Mr. Kissinger schemed to exclude their own State Department from any significant role and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to get credit with the news media.
Mr. Kissinger, in a gesture that now seems recklessly generous, passed along to the Chinese reams of top-secret intellig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That, and the fact that Nixon went to China without any assurance that Mao would meet him, signaled clearly that the Americans came as supplicants.
Ms. MacMillan presents much of this information unvarnished and remains aloof from the raging debate over the conspiratorial style of Nixon and Mr. Kissinger. “About Face,” by Jim Mann, and “A Great Wall,” by Patrick Tyler, a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The New York Times, offered more polemical versions of the same events. William Burr also analyzed much of the material in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Ms. MacMillan’s dispassionate approach does not challenge the historical record. She also does not fulfill her own promise of showing how the world was forever altered. But Nixon’s meeting with Mao was undeniably a shock, and Ms. MacMillan has written an electrifying account .
February 14, 2007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 on Flickr - Photo Sharing!
我喜欢玫瑰，因为每一株玫瑰都有尖锐的刺儿，犹如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中都有难以理解和相容的部分。爱护一株玫瑰，不是要根除它的刺儿，而是要小心被它的刺儿扎伤，也要小心自己的刺儿扎伤喜爱的人。
我更喜欢红玫瑰，因为每一朵红玫瑰都有艳丽的色彩，犹如我们每一个人的资质中都有闪光和明亮的部分。爱护一朵红玫瑰，不是要褪变它的色彩，而是要乐意被它的色彩渲染，也要乐意用自己的色彩渲染喜爱之人。
Happy V-Day!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 on Flickr - Photo Sharing!
February 4, 2007
How to make a HDR Image
如何制作HDR« make a HDR Image »
(引自The Lightbox) by Christian Bauer
Here you won't find a what a HDRI is, but how you can make one.
A little warning at the beginning: HDR-Images are not normal RGB- Images, they are build of different exposed photographies and that's why they can get real big. You also have to be very precise during the prozess of making a hdri to get a good result.
1. How to photograph
HDR-Images can be used as spherical enviroments but also as normal textures. You need lightwave to use them but the first new renderer are in betastage which will understand that format too.
What do i need?We want to make a spherical projection with only one viewpoint. For that we need a camera and a precisonspherical mirror. To photograph a sherical mirror have one very important advantage: You have the whole 360°/180° enviroment in only one Image (but you have also the camera on the mirror and a small area behind the sphere with distortions... who cares if you only need it for lighting a scene). For a HDRI we need at least five photos with different exposure time. We also need two statives, one for the camera and one for the spherical mirror.
The best way to photograph is with a digitalcamera, because you can be sure to get pixelprecise results ,while if you are scanning from a photo you also have to rotate the azimuth. Some Digitalcameras don't give you the chance to change the exposure time, but you can change the imagebrightnes and the camera stores the informations about exposuretime internally to your jpg-file. Well, photoshop or in this example ACDSee can read these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a digicam where you can sett the exposuretime manualy don't forget the f-stop.
Here are the informations from a jpg, shot by a digicam
Exposure time 0,012.. F-number 4.4
The exposuretime have to be converted.
0,012 sec. are 1/77 sec. which is normally used for this Parameter.
So we have a exposuretime of 1/77 sec.
What have i do with the pictures now?I have taken someimages (shot freehanded) , i know the exposuretime and now i'm ready for photoshop:
We only have to crop the image:
Every image have to have the same height and width!!! The image have to be cropped along the tangents of the mirror.
nur zur erklärung, ich habe heute nachmitag beschlossen ein tutorial zu machen und hatte aber kein Stativ zuhause .. ;)
Your images should look like that now:
1/20 sec.
1/90 sec.
1/500 sec.
If you have written down the exposuretime you are ready for the funny part....
2. Software
We now have five images which have to be kompiled to a HDR-Image.For that we need a software from Paul Debevec .
This Software makes from many singleimages one HDR-Image. There is only one problem with this Software: it needs PPM-Images.
But there is a solution for the problem: when the JPE-Group released their imageformart they also gives away a encoder, and with this encoder also a decoder, which can convert any jpg to a ..yes, ppm. You can download it from here .... This is not my software, so i can't garantee you that this software is ok!!!!
to use the Software more easier i have put it in a RMB-command.
it's only hard for you if you don't understand german ;) ..i'm on a german w2k so i'm not sure if the things have that name i think.... please correct me!
At first we open w-explorere and go to the "Extras" menu, then to the Folderoptions and then to the Filetype-Tab.You can now see all registered filetypes. Now search for "JPG" ..and exactly jpg!.
Then the bottom should be names "advanced" or so... there you have a dialogbox where you press "new...". In the next dialogbox you can assign a command to the RMB-propertymenu which is similar to a batchfile.
We call the command "convert" and in the next field you have to browse to your djpeg.exe file and append the option "-ppm" and "%1"
"-ppm" converts the jpg to ppm , "%1" is the file whe have pointed at before.
If you now use the RMB over a jpg you can directly convert it to a ppm.. easy, isn't it?
There is another port of this software which can read tga's. You can download it from http://dcine.dyndns.org/mkhdr/and don't have to play with the software below.
Problem solved, so we can go on with Mkhdr.....
3. setup MkHDR
Mkhdr.exe is a Comandlinetool and need external options and something like a scenedescription. With the scenedescription you let mkhdr know what it should do with the files.
In this Textfile you have a list with your imagenames , exposuretime, f-Stop(?) and two options which are not important for the quality. The Textfile should look like that:
Wald_1000.ppm 1000 4.4 3 0 --->name of the image, 1000=exposure time(1/1000) ,4.4 = f-Stop, gain, neutral densityWald_50.ppm 500 4.4 3 0Wald_10.ppm 250 4.4 3 0Wald_10.ppm 125 4.4 3 0Wald_10.ppm 60 4.4 3 0Wald_10.ppm 30 4.4 3 0.....and so on
next we create a batchfile in the same folder as mkhdr.exeit should look like that:
mkhdr.exe -w dummy [path\]wald.txt wald.hdr
the parameter "-w dummy" is not required but without the parameter mkhdr crashes on my system......hmm.. ???followed by the textfile where [path\] is naturally the path to your textfile and the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your outputfile.
RUN!
Ready!!!
January 22, 2007
致故宫博物院的公开信
郑欣淼院长
北京故宫博物院
电话：85117010
邮编：100009
郑院长：
最近从报刊杂志上获知有人倡议故宫博物院把位于故宫大殿旁边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撤出故宫，而故宫博物院也正在考虑该倡议。就此，我以一个普通年轻中国公民的身份向你及故宫博物院谈谈不同的看法，希望你们最终能打消这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念头。
据一月二十二日的《参考消息》第八版的报道，倡议发起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在他的博客上说星巴克的存在毁坏了紫禁城的庄严气氛，还说它不是全球化的表现，而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对此，我强烈抗议！他的观点非常狭隘，他的倡议也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或大多数年轻一代中国人，更不能视为客观事实。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要维护我们固有的、积极的文化传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不加批判地维护我们的文化传统。紫禁城虽然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但紫禁城也是世界历史上典型的封建专制的象征之一。若是我们要去维护它的所谓“庄严气氛”，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去维护“封建专制”呢？若是说在故宫博物院开设星巴克“不是全球化的表现”，那么把星巴克从故宫博物院撤走，就是全球化的表现吗？
事实上，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相互交流、乃至融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包容的情怀和理念才能使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我们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过去，住在紫禁城的皇帝们拒绝了来自西方世界通商的要求，最终导致国家和人民陷入了灾难。我们应当深深吸取这一沉痛的教训。我的观点不是从拒绝经营西方商业就会导致某些不好结果的忧虑性出发，而是从我们中国人应该谦虚，应该懂得历史和看清世界发展潮流出发。况且在故宫开设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这才能证明中国在变化、在发展，也有便于在明年奥运会期间为各国运动员和游客提供不同的、及时的饮食需求。
假如按照这位芮姓的观点，在故宫开星巴克是对“中国文化的糟蹋”，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穿着西服，甚至坐着西方国家生产的轿车，我们是不是也要求他们改穿“中山装”、并改坐“人工轿子”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撤出那些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测量和维修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员和外籍人士呢？我们是不是干脆也把故宫里西方人发明的灯具全都改换成“蜡烛”呢？ 这样可能更正统哦！
最后，我建议贵院与星巴克公司就合同续签一事，达成谅解。如实在有社会压力，也可以找到一个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包括保留星巴克的商标和产品品质，但辅助设施和员工服装都可以采用具有中国特设的模式，让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星巴克咖啡继续在紫禁城内散发幽香！
此致 礼！
罗 正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此信已于今晨通过邮局发往故宫博物院）
January 1, 2007
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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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atter how powerful humankind thinks itself to be, the forces of nature have a way of asserting themselves, bringing with them both awe and terror. Fires、floods and earthquakes, the years are over and will never come back again--all provide starting images that remind us of the power of the natural world. By comparison, our own efforts of unflagging enthusiasm can seem puny: Uncle Sam and his close friends are desperately hanging Saddam with God's mission; Confucian's invisible hand which is still insidiously spreading his patriarchal virus with a kind smile veiled by dazzling economic feats cross Asia and becomes more emotionally volatile towards his brother in law -- Taiwan; Uncle Tom turns to fight with AIDS which has gruesomely spread to this sprawling world, instead of respecting to white people only. At this moment, a light show beyond the wildest dreams of human engineers makes us primeval once more, gazing to the heavens with same kind of wondering that the earliest of our kind must once have felt. If life is unique to Earth, man is absolutely the noblest animal that nature affords. Will man tame nature? Arguably, tame ourselves is the first step of taming nature. After all, man is a human being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as Socrates said he wasn’t an Athenian or a Greek but a citizen of the world. Happy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