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中日关系

Shinzo Abe, a staunch advocate of a bigger say for Japan in global affairs, was poised to win a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 on Wedn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his 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next week.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同时也逢日本自民党即将选举新总裁，若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将顺利当选，并自动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出任过日本外相，还参选过日本首相。祖父岸信介则在五十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安全条约，为美日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在此月把政权移交给新任首相。纵观小泉在任期内的表现，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推动永久性海外派兵、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以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了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果敢，因而也被日本国民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典范，其言行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届日本政治家们的政治风范和视野。

就中日关系而言，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力排重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关联紧密，历史上也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史实，但上世纪中叶的战争使双方相互出现了仇恨与敌视的态度，也成为了两国正常交往的一个历史缺陷。

一，过去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民心态”。这个合成词不能只理解为贬义，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岛民所拥有的某些特殊文化和性情是其它民族没有的优点。由于它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Sinic）的影响，因而它的文化和语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某些因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由于自然环境的局限，为了更好地获得生存条件，日本民族也从来不把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看成是僵化不变的事物，国家至上而下的统治以及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使日本民族时刻团结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周围，而来自上层建筑的政策和治国方略也就相对容易得到实施。

日本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社会革新，分别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革新”和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明治维新”。这两次社会变革改变了日本民族的命运，前者使日本民族学到了许多来自东方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高超技艺、社会伦理，以及典章制度；后者使日本民族学习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宪政。1889年天皇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赋予了日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日渐发达，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使日本上层人士不得不考虑一条“长久的出路”，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便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念，改革军制，扩军备战，一致对外的政治方略，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为实现既定的扩张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在后一次战争中与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中国的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并将军事对象逐步瞄准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拥有东北的目的。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矛盾也急剧加深，不得不加速了对中国的战事，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引发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现在（待续）

写在911的扉页上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day with tributes of silence and a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2,749 people who were killed at ground zero, ushering in one of many memorial gatherings around New York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ousands of Americans are observing a solemn day of remembrance. " For America, 9/11 was more than a tragedy--it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the world." ( President Bush)

今天是美国世贸大厦遭受袭击的五周年殉难日。纽约各界都在“零点地”举行了悼念活动，布什夫妇也出席了悼念仪式。

对美国人来说，911意味着恐怖。在一个爱惜生命、尊重人权的国度，在瞬息之间就失去了几千条生命，这不仅使美国人民明白了强大的美利坚并非坚不可摧，也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愤怒的情绪、国家的形象与民族的未来，促使代表美国人民的布什政府在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势力的呼声下，大张旗鼓地撕毁了国际公约，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阿伊战争。911后五年内发生的事，使我们在人类文明变迁的轰鸣声中，听到了来自历史的轰轰惊雷。

人类表现出的以个人、家庭、社群、和国家为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的特性，使人天生就是亚里斯多德论述到的政治动物。人作为一个地球动物类别的存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层面上显示出合作与排斥的态度。不论是追求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法律或是舆论的制约。若是在追求或保护利益的过程中，需要超越法律与舆论，就会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形似：武力（或战争）。因为只有武力才能最终按主观意愿改变现状达到目的，因而，武力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不同类型的人或群体中，有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贬义词，也可以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褒义词（维护正义的战争）。

纵观世界文明的变迁，从东方到西方，战争始终左右进程。雅典人抗击斯巴达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充满想象和理想、但却不能在政治上团结的希腊人得以被征服他们的民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近东，并使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等地的文字语言。

罗马人以优越的军事技术和社会的凝聚力，在两次布匿战争之后，直至公元前二世纪，征服了马其顿王朝的各国。接下来，汉尼拔征服了西班牙，一代枭雄凯撒则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也在一百年后被征服。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版图横跨欧洲，罗马人所偏爱的希腊文化（希腊人曾认为自己比罗马人更文明，这就有点像乾隆时期的中华帝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从艺术和语言到建筑和哲学，也同时在罗马的鼎盛时期传遍欧洲。

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他们比罗马人软弱许多，便削弱了希腊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使罗马人在政治和伦理的某些方面最终产生了更好的哲学，也扩大了西方文明的领域。这同时使通过武力征服欧洲的罗马人看来，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只要愿意什么时候征服他们，就可以征服。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帝国是全球性的，正是这个日后赋予了基督教的观念，又使基督教日渐演变成为一个一心要包含（审理）整个世界的“公教”。

从近代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纳粹德国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再经由美苏冷战（事实上， 美国在越南、在朝鲜半岛等地的军事行动也是冷战的一部分），颠覆了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唯一超级大国的存在”和核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即使是二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也是通过武力征服了各诸侯国，才最终统一了中国，并形成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观念。由以上可以看出一个客观事实：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程，都有战争与之伴舞。

美国发起的阿伊战争，是建立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所谓新保守主义，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乔舒亚?默拉齐克说得更明白：‘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跟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老布什是其典型代表……而我们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跟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言论可能会导致令世界更加动荡的后果。尽管这样，一个有能力和实力、并具备客观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为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元化”所需要的客观阶段。联合国仿佛为这样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但联合国目前也还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不是一个在观念和价值方面统一的场所）。一元化的概念就是简单的一个“同一”的世界。用儒家的话来说，就叫“书同文，车同轨”是一个高尚的大同理念和目标。

事实上，正如人类同属地球生物类，达尔文所言之“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虽然达尔文并没有直接论及人类在文化和制度上也存在生物进化的衍变过程，但正如后来的马克思因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启示，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超越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束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就将爆发革命），因而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诠释人类所有社会变迁的轨迹。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冲突，就是亨廷顿已经指出的“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之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不单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有可能在日后把亨氏所论之“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也演变为现实。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是造成冲突的根源。但若是儒家文明能经由“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改变了它千百年来的价值观和制度，那么结果就会成为亨氏在提及文明冲突论时所真正指望的：“是为避免冲突”，最终就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轨迹。

当世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都朝向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价值观与制度的区别也就随之进入了历史的洪流，“历史的终结”就会真的浮现出来。福山教授所言：“尽管世界没有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的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过程会使世界上所有不同肤色、不同地理、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一条“大同”的道路。

911事件及其美国的反应，可能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是单纯和狭义的民族主义）促使人类再次经战争的洗礼而奔向未来的开端。近来发生的、建立在日美军事同盟之上的共同导弹防御体系，以及黎以冲突，也为下一场“文明进化”，拉开了又一序幕。

注：这篇小文只是随笔，不代表我最后、或不变的观点。

泛谈“礼仪之邦”

路经新华门时抓拍到的照片：“民”字被夹在两把刺刀之间


最近在报刊上多次出现相同内容报道：中国游客在海外旅行时，不仅行为举止非常不文雅，有的甚至还把所住酒店的餐具都带走了！感到十分遗憾！像这样的一个正在“崛起” 中的文明古国，又怎么能够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去为其它民族树立典范呢? 若要做一个专题研究，恐怕写一本书也难以理清。在此，我只扼要谈谈自己的陋见。

中国有“礼仪之邦”的号称。“礼仪之邦”的内涵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孔子在《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他主张“仁人爱人”。所以，在剖析“礼”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仁” 。仁是指人们通过道德上的个人修养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

“仁”字是由“二”和“人”合成“仁”，而“二”不是单指一个数字符号，而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仁”比“人”字虽只多了一个“二”字，但它的内在涵义就与这个“二”紧密关联。因此，从中国特有的象形文字上分析，仁是由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在道德，是一个需要和他人整合的过程，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群体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仁。

“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自由”和“道德”是一体的两面一样。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礼”的作用，及其在造就人时所充当的角色。“礼”是一种近乎于宗教活动的习惯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人际关系。个人是要通过“礼”才能转化为社会成员，而“礼”的运用则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各阶层也通过“礼” 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和谐一致。所以，“礼”是构成中国二千多年文化传统价值的外在形式，最终目的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达到内在的“仁”。

孔子在《述而》中说：“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八佾》中他又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可以看出孔子是认为每个人对仁的实现程度都有所不同，没有人能完美地体现出“仁”。因而，一个循序渐进的追求“仁”的过程也就出现了。

儒家的“仁”事实上须由“小人”发展到“人”，再发展到“君子”，最终才能达到“仁”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进入“大同” ，体现“仁”的最高价值。而一个单个的个人，是只能通过对“民”、“人”至“君子”的逐级实现，才能达到“仁”的一切行为楷模的最高之境界。因而，儒家把人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等级，“君子”、“人”和“民”。“民”则是最低等级，如孔子本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在《卫灵公》中就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论语》中表现出来的“人”往往是指享有政治地位和特权的上层阶级。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区分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分基本上是文化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有些学者也抱相同的看法。在以孔夫之为杰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在这个二千多年前就基本上规范好了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我们是找不到诸如基督教义中强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思想源泉。

古代中国人曾认为人天生是善良可亲的，孟子曾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无形中促使中国人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意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仅未能产生诸如西方人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念，而且视“明君圣贤”所制定的制度礼仪为最高行为准则。加上儒家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以“礼”所衍变的制度化和道德化强制性要求每一个“人和民”（本性都是有私利的社会个体）实现毫无个性所言的自我约束，客观上就削弱了中国人发挥个人公共道德的精神。这种缺乏公共道德精神的现象，在今天这个普遍以经济和物质财富有来衡量他人价值乃至道德品行的社会里就更加突出。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及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不同，儒家是“公私不分”，认为父子关系和君民关系是相同的。由于孔子曾说“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的精神是你人自己所具有的，爱你自己的父母及亲人是最根本仁爱。这就削弱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所以，中国游客走出了国门后把酒店的东西带回家，就像他们把办公室的物品带回自己家一样，丝毫没有内疚感。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米德(G、Mead)所言：“在人类社会的经验和行为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自我有机结构都是由这个过程整体（社会体系）的有机关系类型造成的。”

在强调道德的儒家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威根本上就是道德的权威。这无形中就促使多数中国人天生就以“圣人” 或“君王（皇帝）”为表率，也想日后也做圣人、做皇帝。而“圣人” 却只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无法解决诸如吃饭穿衣，甚至享受男欢女爱之类的人之常情。而“皇帝”则既可满足精神需求，也能满足物质需要，因为皇帝在现实生活中跟人们的直观印象往往是“生活豪华而又一呼百应”。

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多的是憧憬着拥有皇帝级别的财富和礼遇，而儒家的道德伦理也变成了工具，而非目的。按黑格尔的观点，人是有物质欲望的动物，也是需要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同的动物，后者也是人有别与任何其它地球生命类型的不同之处。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逐步被民主制度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提供合理的创造和分配物质的制度，不能完全认可“民”。

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在为靠近甚至达到“帝王级别”而奋斗的社会里，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他人的死活呢？在达到较高级别的人看来，不顾及低级别的“民”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任何良知上的不安。儒家自身的伦理实在儒家社会结果际上是实得其反。大概也是因为这种现象在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后，儒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恶性，开始提倡“人本主义”。但依我之陋见，因该题为“民本主义”，正因为“人”在儒家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认同要高于“民”，因而从基本的一个层面去发展强调个人的“民”就更有必要了！打趣地说一句，“民主”的本身也是从“民”开始啊！

在现实生活中，“人”和“民”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但在儒家千百年形成的社会体系中，他们之间却有着除文化以外的区别。比如说，势利的人就不会把一个跪在地铁门口要饭的人当“人”，此时，这位要饭的人就降格为“民”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口那几个金灿灿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就是先提及“人”再谈到“民”。这非常微妙，也十分复杂，它涉及到“法家”对儒家的影响。“尊君卑臣”的观念也是由“人”与“民”等级论的衍化过来的。而“人民” 即英文中的“People”，在西方却是一个没有等级区别的同一概念。

事实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中，不仅儒家藐视、遏制“民”，道家和法家同样如此，而且还过之。道家的《老子》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智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大肆主张“愚民”。这比儒家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来鼓励人民提高知识（实际上就是掌握儒家理论），从而获得“晋级”更可怕！而法家的韩非子则根本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无法了解国家的政策含义（仿佛是这么一回事，但若是民都不能了解国家的政策了，国家的存在还为了什么呢？不就只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了吗？）。韩非在《显学》中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人民都如不懂事的孩儿一样，不能全然了解政府谋求长治久安的用意。这显然更没有把“民”当成一回事！

归根结底，中国人在海外旅行时表现出来的丑陋行为，源于影响中国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里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中央文明办公室最近公布的“出国公民行为准则”虽然不加掩饰地揭露了“赤裸上身招摇过市”、“咬着牙签东张西望”，使中国人难堪的细节，也因这种罕见的坦率而表现出了为建设“软实力” 需要的自信，但它并没有触及到根源，而且在方式上仍然表现出了“教化”的儒家特色。

一个有些病症的人或群体，自己靠感觉给自己开药方，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发达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西方社会能发展到今天，源头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正是我们每个儒家社会公民的先祖（今天正好是教师节，孔子是中国的杰出教育家）留下的“祖训”。

但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脱出来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脱离已有的文化传统基因，去寻求新的变革（而非创造性转换），也必然会导致悲剧。民主也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文化基础而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由此，我又想到著名美籍日本学者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的一个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Democracy）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

回忆空客机长

The A380 and EA engines: a successful combination

我站在幽静的房间里眺望窗外的湖光秋色，突然间，电视新闻中传来了一则消息报道：“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中客车A380从法国图卢兹进行首次载客远程试飞成功……” 就在这不经意的一刻，我情不自禁想起了一件震荡我心灵的往事。

十年前，我曾就职于蓉城一家由外方管理的酒店。酒店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一个法国的小团队住在我们的酒店。他们是空中客车公司（Air Bus）专程派来为四川航空公司新近购买的空客A320飞机进行试飞及产品调试的机组人员。

记得领头的是一位穿着一件旧皮夹克的机长，四十多岁，身材虽不高，却十分结实。他仿佛漠视他人的存在，平时总是一张冷冰的面孔。他每次走过酒店的前厅时，就会发出皮鞋跟与大理石摩擦的“吱咔” 声，与大厅Atrium内弹奏的钢琴曲融合成一支生硬的“马赛曲”，使我和同事们多少都感到有点厌烦。于是，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埃菲尔铁踏（同‘塔’音）”的绰号。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这位早出晚归的机长，也不认为他与许多住客有什么不同之处。直到几周后，发生了一件小事，它不仅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也改变了我对西方人的观念与认知。

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值夜班。我坐在Atrium前方的值班经理写字台前，审理当日的宾客投诉记录。大厅里除了少数外出度周末的客人陆续回到酒店外，几乎没有什么人过往。大约是在凌晨二点，我正埋头研读丁守和先生撰写的一本《中国文化》的小册子。隐约中，我又听到了习以为常的“马赛曲”，但这一次，节奏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的快！

我即刻抬起了头，看见那位空客的机长正急忙向我走来，身上仍旧穿的是那件发白的皮夹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肯定有事要找我，或许是因为酒店的服务使他感到不满，或许是他房间的设备设施出了问题。我保持平静，因为平时深夜处理投诉的事也时有发生。当他快走到我写字台前时，还没等我礼节性地问好，就急促地用英语对我说：“I need your help?” 我漫不经心地问他：“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

他用略带乡音的英语告诉我说，他刚才回酒店时路经一条街道，看见一个中国人横躺在街道上。由于那个位置正好位于街道的天桥下，没有灯光，不易被过往车辆发现，他一个人也挪不动躺着的人，所以他想叫我去帮他把那个人抬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我听完他的讲述后，开始感到有点难为情了！我似乎被他助人为乐的品行所打动，却又难以在瞬息之间转换他以往跟我留下的“法国铁塔”的印象！加之酒店有明文的规定，工作人员只能在酒店内为宾客提供服务，不得擅自离岗。我身为一名管理员，又不好主观行事。这突如奇来的要求使我一时无话可说。

事实上，这样“酒醉”的事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太普遍了！不去管它，也绝不会被人指责！管它，反而会被许多人理视为故作正经。正在我多虑之时，他又在我面前咕噜了一通，并顺势坐到了我写字台前专门为客人设置的座椅上。然而，我那时根本没有认真听他说话，眼睛的视线一直围绕着着这位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但却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铁塔”身上，打量着他。

他双手握着一双黑色手套，蹭的发白的皮夹克上衣顶端镶嵌着一圈黑色的毛领，大概是穿的时间太长了，毛领都快光秃了，在台灯的折射下显得格外陈旧。一张典型的西方人的面孔，厚厚的双唇，嘴里一直在对我说个不停，犹如塞纳河的流水滔滔不绝，洁白的牙齿，高高的鼻梁。深蓝色的眼睛标志着他是一个与我们黄种人不同种族，充满了神韵，好似夜幕时分卢浮宫上空的星光。宽阔的上颚仿佛就是富饶的巴黎平原的缩影了！毫无疑问，我怎么看他的脸，在那一刻, 仿佛就是一张富有魅力的“法兰西地图”。

他突然间中断了谈话，停顿了下来，看着我，仿佛洞察到了什么，等待我答话。我们对视了片刻，但谁也没说话，或许是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他却依然坐在椅子上用毫不知晓的眼神看着我。我顺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了酒店值班经理专用的步话机，立即呼叫了保安部的值班队长，要他带一个人随我去酒店外的马路上。一分钟后，保安队长和另外一位保安就拿着手电来到了大厅。我对他简要说明了出酒店的目的，他听完我的解释后感到十分诧异。当他看见一位西方男子坐在一边时，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但从保安队长严肃的表情上，我不难觉察出他感到为难。

或许是因为我和保安队长共同生活的社会赋予了我们固有的衡量事物的标准，使我和他在对待此事时都显得及不自然。平日见面时的谈笑风生被鸦雀无声所取代，好像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我作为酒店的值班经理，理所当然可以叫他去为客人“服务”，而他身为酒店员工也可以不接受我外出酒店的指令。但我们此时此刻谁也没在意工作上的关系，而是出于我（或许还有他）对眼前这位中年西方男子的感动走到了一起。机长看到保安人员过来后，眉目间的神情也顿时豁朗。

他站了起来，好像是在应征面试过关后一样。我十分礼貌地对着机长用右手做了一个标准的“先请”动作，他即刻领会了我的用意，而且毫不客气地迈出了一大步，然后用极具法式幽默的步伐，大摇大摆地走向了酒店大门。一时间，大厅里又再次奏起了的“马赛曲”，我们也紧随“乐曲”的节奏走了出去。

大街上空无一人，不远处是闪耀着稀疏灯光的楼群，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四川盆地内空气中蕴含的湿度使本来就冰凉的天气变得格外凄冷。街道两旁发黄的灯光与薄薄的雾气和为一体，使那个夜晚变得扑朔迷离。看着走在前面而又旁若无人的机长，我感慨万千！那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和事，而且是一个下榻五星级酒店里的西方人对一个酒醉街头的中国人。我急速向前迈了几步，欲与机长答话，但他似乎根本就没在意自己的行为，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从他急速的背影中，我隐约看到了他的心——那是隆冬时分蓉城街道上的玉洁冰清。

我们一行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天桥下，看见一个人躺在那儿。保安用手电照了照，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件绿色的棉大衣，十分简陋，看上去好像是个农夫，手中还拿着一个酒瓶，周身散发出酒精味，侧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保安试图叫醒他，但无济于事。机长立即蹲了下去摸了摸那人的脉搏。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仿佛四周的空气也都顿时凝固了。

片刻后，机长抬起头对我说这个人仍然活着，但可能喝太多。我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就要我们一起把这个人先抬离路中间。我们七手八脚地抬起了农夫的沉重躯体，可能是我们的动作太大，惊醒了这位农夫，他嘴里开始嘟噜起来。当我们把他抬到人行道边的一个房檐下时，农夫已经苏醒了过来。我们大家感到十分欣慰。农夫用惊异眼光看着我们几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又看了看身边满头黄发的机长，随即用浓厚的四川口音质问我们：“你们要干啥子？” 我和几个保安顿时就乐了，都笑了起来！我马上用四川话答道：“不干啥子，只是把你抬到边边上来安全点嗄！”

机长看到他恢复了常态，就如释重托地站起了身，轻声对我说：“Thank you” 我却因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就用四川话脱口而出：“客啥子气嘛！”稍后，我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赶回酒店。路上，我有机会和机长聊了一会儿，我获知他在空客已工作了近十年，月底就要回法国。

回到酒店后，我就马不停蹄地把LOGBOOK 拿出来，把刚才发生的事写成一份报告，交给天亮上班后就要查看我们值班经理工作日志的酒店总经理。一来可以解释出酒店的原因，二来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这位“铁骑”机长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是旁若无人，而是充满了爱心和同情心！我同时还指令保安队长也写一份一致的报告交给我。

第二天上班，当我再次打开LOGBOOK时，我吃惊地发现我的上级（一个英国人）在报告的扉页边，用汉语专为我写下了一行字“这在西方社会很正常，不必大惊小怪！”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身边的所有同事，大家也都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位“铁骑”机长。

为了表示我的一番敬意，我还利用职务指令酒店餐饮部为这位机长的房间送去了一个免费的大果篮。同时还告知酒店客房和餐饮部为这位机长的所有店内消费打折（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川航付账，我真可谓多此一举）。我还试图约他出去玩，但由于酒店有严格的规定，工作人员不得与宾客发生服务以外的关系，加上他总是早出晚归，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日后，我每次看见他都会主动上前打个招呼，问个好！

转眼就到了月底，我获知机长离店的时间后，决定为他送行！那天我正好上正常班，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行李部的主管打电话通知我说空客的住客已经开始下楼了。我便走到了大厅的电梯口等待他们一行的到来。不一会儿，他们就出了电梯，机长依旧走在最前面，身上仍然穿的是那件皮夹克，脚上还是穿的那双能“奏乐”的皮鞋。我微笑着走上前去，代表酒店管理方对他们一行的下榻表示谢意！他们大家也对我们酒店提供的服务礼节性地夸赞了一番。

我们边走边说，耳边又再次响起了“马赛曲”，与大厅连天廊咖啡厅内传来的钢琴伴奏曲和为一曲悠扬婉转的旋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动听。大厅外，川航的专车已经在等候他们。我祝他们一路顺风，机长转过身来微笑着伸出了右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笑，我也伸出了右手，与他有力的手心紧紧握在了一起。我问他是否有可能再来四川，他摇了摇头说：“I don’t know……” 。

此后，我再也没有这位机长的任何消息，但他却是我见过的最难忘的西方人之一！日后，我为了求学而离开了四川，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就情不自禁会对空中客车和欧洲人产生敬意。这件事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少数几次“巅峰经验（Peak Experience）”之一。它对我个人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那时刚二十出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此后，我对西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坚持不懈地自学英文，在那个极富魅力的世界里继续探索人类的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