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中日关系

Shinzo Abe, a staunch advocate of a bigger say for Japan in global affairs, was poised to win a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 on Wedn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his 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next week.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同时也逢日本自民党即将选举新总裁，若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将顺利当选，并自动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出任过日本外相，还参选过日本首相。祖父岸信介则在五十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安全条约，为美日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在此月把政权移交给新任首相。纵观小泉在任期内的表现，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推动永久性海外派兵、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以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了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果敢，因而也被日本国民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典范，其言行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届日本政治家们的政治风范和视野。

就中日关系而言，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力排重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关联紧密，历史上也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史实，但上世纪中叶的战争使双方相互出现了仇恨与敌视的态度，也成为了两国正常交往的一个历史缺陷。

一，过去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民心态”。这个合成词不能只理解为贬义，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岛民所拥有的某些特殊文化和性情是其它民族没有的优点。由于它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Sinic）的影响，因而它的文化和语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某些因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由于自然环境的局限，为了更好地获得生存条件，日本民族也从来不把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看成是僵化不变的事物，国家至上而下的统治以及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使日本民族时刻团结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周围，而来自上层建筑的政策和治国方略也就相对容易得到实施。

日本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社会革新，分别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革新”和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明治维新”。这两次社会变革改变了日本民族的命运，前者使日本民族学到了许多来自东方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高超技艺、社会伦理，以及典章制度；后者使日本民族学习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宪政。1889年天皇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赋予了日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日渐发达，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使日本上层人士不得不考虑一条“长久的出路”，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便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念，改革军制，扩军备战，一致对外的政治方略，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为实现既定的扩张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在后一次战争中与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中国的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并将军事对象逐步瞄准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拥有东北的目的。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矛盾也急剧加深，不得不加速了对中国的战事，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引发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现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