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26, 2006

毛泽东综合症

Photo by New York Times/Oct.10,06

这张毛泽东的照片来源于《纽约时报》,摄于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照片未曾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公开过。红军经历完长征到达陕北开辟根据地,还未完全安稳下来,蒋介石就再次调集兵力围困红军,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十分憔悴。他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实质是为生存而谋划的“统一战线”。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由于怀疑蒋氏调用其兵力打红军是意在削弱东北军势力,并有意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稳固的西北地盘,就积极与中共接触。他不仅把重要的国军军事情报传递给了中共,借钱给中共,而且还申请了加入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未批准。蒋介石觉察到张学良有变化,就亲自飞抵西安,不料被“张扬”二部发动的兵谏所软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整个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彻底改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被编入国军,享有法理地位,并逐渐发展壮大。此时的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坡上横槊赋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字里行间里已经流露出了建立封建帝业的信心,气势逼人。十二年后,他就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添写了另一部“王朝替换史”,再次烙下了专制的标识。

一百一十三年前的今天,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偏僻农舍。关于毛泽东的人和事,现在已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可阅读参考,但就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出身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却很少有人记录关于他的文字。历史的发展当然还存在局限性,以致我们还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评判毛泽东。然而,一个十分有趣、却又使人们颇为忧郁的现象是“毛泽东热”始终在中国大陆难以冷却。不仅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之中国如此,在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思想与文化更加开放的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书店里关于毛的书籍随处可见,电视节目中关于毛的故事及其影像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在许多公共场所,包括医院和车站,谈论毛的话题也是耳熟能详。究其原由,是什么原因在从中产生如此大的魅力呢?显然,一个存在的政权是关键,但实际上,只有弄清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才可溯其渊源,而这绝非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可以述清。

Mao’s syndrome(毛泽东综合症)

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小文章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就想过的事。当我今天晚饭时从报纸中获知明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时,我索性拟定“毛泽东综合症”这个题目作为在毛泽东生日的今天写一篇感想。但几个小时的思索十分短暂,未经仔细斟酌,我就把所思所想非常粗略地勾勒了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八九年前春节除夕之夜,我和来自北大的好些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相遇在了北大小东门外的一家咖啡馆欢度新春佳节。此间,我们谈论了学多话题,可正当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及老毛、而又并非是在说老毛坏话时,有一位男同学(可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对着我们一大群人嚷道:“他这样的大人物,若不是谁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建树,就根本不足以评价他(毛泽东)。”屋子里顿时一片沉寂,我出于对这位同学的强烈不满,即刻从座椅上站起来对着这位戴着眼镜的小个子说到:“人民就可以评价他!”。大概是这位同学感到我的情绪比他还要激昂,就只好拿起桌上的杯子喝水,但毛泽东这个话题也就没再继续谈下去。

这件小事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遇到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后来的几年里,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影响较为深刻的书籍包括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的一生》/Mao a life、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以及最近由我以前认识的一位人大教授杨炳章撰写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还有港台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而且使我逐渐脱离了当我还是一位初中一年级学生时,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过安息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些如明朝山水画一般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

我真正感觉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政权产生正确理解的途径,不是来自这些大多数是由西方人撰写的书籍,而是源自我在一党制社会的所见所闻。当然,任何个人的感观都不足以客观描绘一个真是的历史人物,而这也并非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只想用最为简短的文字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我不是医生,也根本没接触过毛泽东这样一位至今在许多人心目中仍旧是神化般的人物,当然也就不能妄称毛本人患有医学上的某种病症(Disease)。我只是想说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神化一般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弊端(Diseases of Society),或者说是病态的想往和迷恋 。这些弊端和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有毛泽东思想——虽然它现在几乎已经被大陆所抛弃,但实际上仍然在官方享有自高无尚的位子;在经济上,出现了“毛式商帮”——即以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商业手段的大陆商人,但这些商人大多数是与共产党官员暗地勾结的暴发户;在文化上,出现了“毛泽东地理《生活周刊》”和金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它们所代表的是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上一代大陆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那些事实上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但又对其盲目崇拜的年轻一代,其中不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我所说的“毛泽东综合症” 广义上是指被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专制政治体制所扭曲了心智的人,这些人在思想上因长期融入儒家社会而不成熟、在心理上因社会和家庭的总总压力而不健康、因精神紊乱而导致行为怪异的中国人。范围足以广至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中不乏事业的“成功者”和常在社会抛头露面的“知名人士”,当然也包括一些以“龙的传人”自诩的国人——他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专制政治体制里的奴隶,没有能力或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按自己的理想创造未来的道路。

“毛泽东综合症”在狭义上是指那些对毛泽东获取权利及最终主宰中国大陆的整个心路历程持钦佩敬仰之情的中国人,这些人中间又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由为突出。他们出身在一个准儒家社会,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接受过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和育人的方式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历史渊源认识较为肤浅,无法跳出自己的文化体系去客观看待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缺乏主观的批判性审查习惯。因而他们一方面在运用西方的各种现代科学技能来开创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在潜意识中抵制西方的文化与体制(事实上是因为无法融入所致)。他们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找不到正确的个人定位,更不能表达自己可能存在的不同政治立场,正如中国大陆是根本不允许“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久而久之,精神上的压抑和使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最终导致许多人扭曲了性情,使人们不得不把内心的不平与矛头由内而外地转向了外部世界,释放自己的意志!

前几天,十多个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包括博士研究生)试图发动一场反对过圣诞节的活动。他们联合申明反对过圣诞节,原因旨在他们认为圣诞节并非出自中国的节日,因而应该从文化上抵制它。但是,姑且不论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四处都流露出“崇洋媚外”的陋习,光在首都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里的圣诞树和圣诞服装所洋溢出来的气氛,就已经可以与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相媲美了!按这几个学生之意,中国社会就只能过传统节日,但不幸的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保留了上千年的“龙舟节”也已经被韩国人注册为韩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有什么节日不能过呢? 由此一列,我情不自禁想到了严复先生先前提到的“野蛮的排外”,我认为这些在学识上是典型的“半桶水”的高等学府学生所提倡的不是在促进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进步,而是在提倡“复古”,是在野蛮地对待西方世界的文明及其成就,其心态丝毫都不亚于当年乾隆皇帝对待马尔戈尼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与无知。

记得在九七年夏,当代最知名的儒家学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经在他的著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提到了所谓的“儒学第三期的转换”。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坚持认为儒家是可以赓续创新的,我当时还把他的论述读得津津有味。几个月后,大陆的儒家学者蒋庆先生也来到了北大做演讲,蒋庆说:“毛泽东不仅是儒家徒,他集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和阴阳家为一身”。正是从他这句话中,我逐渐明白了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

任何国人对毛泽东的批判和讨伐,若究其根源,都会涉及到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好比我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不会是一件使大多数中国人都乐意接受的事!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变异”,当人们恢复理性时,“大革命”的本身就成为了“错误”!事实上,我本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批判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更缺乏抗拒的精神和传统。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运动”都是因为人们吃不饱饭造成的,是人们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时,出于人要生存的本能而不得不站出来斗争,这也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质。五四运动虽然表现出了空前的批判姿态,但即使是像胡适这样著名的“西化论者”,其个人生活中表现出的仍旧是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他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敬,按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比自己大的农村女子为妻,并终身与之结伴直至去世。谁也说不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力主张“西化”的原因之一是不是自己深深感触了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痛楚)。

若是“毛泽东综合症”的确存在,那么一个治疗的药方就是迟早的事。药方就是中国大陆应该发展民主政治体制,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让人民有能力和空间客观地批判审视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力。须知,毛泽东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只是一个真实的“新中国”,但假如我们坚持认为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的,那么我们还不如说她仅是名义上的新中国。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无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本人可能自认为是反传统的斗士,但遗憾的是他本人并不清楚他所发动的十年浩劫的本身动力和政治文化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法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家Rule of Law”与西方的“法治Rule by Law”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要扫除传统文化的陋习,建立有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随着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地鼓励人民未经批判性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儒家家长制风格,将来必定还会给后人带来伤痛。中共眼下宣言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本质上就会有别于西方民主,人民并不能对此有更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说,若是中国要扫除传统文化的毒瘤,并建立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甚至“外力”直接影响的作用,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即使办到了,中国的“国家观”也必定会面目全非!因此,“毛泽东综合症”在未来几十年内难以治愈,若是不能治愈,不仅会给国人及下几代人留下祸害,也完全可能殃及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后的今天,任何对他带有批判性质的评价仍然可能会遭到中国政府乃至社会的打击。这不仅是因为毛所建立的政权依然在专制地统治着中国,更重要的是,对毛的崇拜与认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客观上包含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即使是有人对毛及其政权私下、甚至公开表露出不满,也不能客观说明对毛不满的人就正确地 “理解”了毛泽东。要抛弃主观的个人感情色彩(不论褒贬)来达到对事物评判的绝对客观,是很难的事。事实上,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若要绝对追求客观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定位”了的客观事实。(初稿)

December 12, 2006

芬妮映像

记得是在小学五年级的图画课上,老师曾给我和同学们看过一张叫“蒙娜莉萨”的图片。她指着图片中的眼睛告诉我们说那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有魅力的眼睛。年少时的我还未能建立自己的审美观,并信以为真!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一直以“蒙娜莉萨”的眼睛为标准,审视所有女子的眼睛。但不幸的是,在我此后的生活中,直到我走向成熟,我仍然未能再次见到如此“美丽且最富魅力”的眼睛。

二十年后的一天,我几乎忘了这件曾经震撼我心灵的往事。直到一周前,我偶然在Flickr电子相册里浏览到芬妮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感受,使我回忆起来了二十年前的往事,感到自己找到了自己一直试图再次看到的那双眼睛。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非常兴奋,我开始仔细地在Hsiao的相册中翻阅她的所有照片。我发现她并不是一个符合西方人审美观的女子。因而,“蒙娜莉萨之眼”事实上并非她的最美!我认为她的性情与外在的结合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我喜欢她在拍照时的pose,那并非色情照片里见到的挑逗性姿态;我喜欢她的衣着,没有丝毫的雍容华贵之感,却时尚而又大方;我喜欢她没有浓妆艳抹的秀美面容,看起来是那么的亲切甜美。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秀美而又温柔的女子会骑摩托车,因而即使是我根本不了解她,也能看出她根本不会骑摩托车。但我却十分欣赏她坐在摩托车上拍的那几张照——漂亮优雅——是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传奇,有点儿“林妹妹”的味道,却又比林妹妹时尚典雅。事实上,我觉得儒家传统中的审美观在她身上可有可无,而我更乐意把她看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中 (Postmodernism)的Ms.Lin。

在她的这组照片中,我较喜欢的是一张她用右手托着长发、而又面无表表情的样子——那是她最好的姿态——不要刻意去追求一种姿态,本色的她,不做虚饰的她,才是真实的她,最美的她。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就是“零距离”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好像是她在对着我扎头发…..而且还有点儿漫不经心!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喜欢上她了,但即使是我喜欢上她了,也只能走出房门,在北京这个沉闷的夜晚做做深呼吸。天空一片苍凉,没有一丝星光,月亮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使人很难憧憬黎明前曙光的到来。

此时的北京城已是夜阑人静,户外冬风啸啸、冰挂树梢,街边巷末空无一人,湖面的冰水也被笼罩在夜色中,大地一片苍茫!

我突然之间感到了一点儿孤独与寒冷。我漫步在湖畔,思索着如何写完我要想说的所有的话,我感到自己难以办到,因为我还有点矜持。尤其是我在面对一个二十岁女生的时候,我感到难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化为文字清晰表达出来。我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让人喜爱的女子,而是一个陌生而又扑朔迷离的岛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不知道独立的精神与无助的关爱是否可以在隆冬时分结为日月潭中的玉洁冰清。


Daphny's image

It has been four weeks since I affected by Daphny. As a matter of fact she is a gorgeous looking admirable young girl hardly every man on this planet would fancy. If you see a girl like Daphny for the first time, you are blinded by her beauty losing the words you just have put together in your mind from one second to another. And honestly said, I haven’t even met her yet.

It is just her photos that had that kind of effect on me. Briefly said, her appearance is breath-taking. She is natural. She is plain. Her skin has the perfection of white porcelain; her hair is as dark as a deep ocean and as soft as silk. Her eyes remind me of Mona Lisa’s, looking with intensity and gentleness at the same time. She is an ideal of a girl.

But it is not only looks that count. And it is not only her superficial beauty that attracts me. I can see from Daphny’s eyes that she is a warm, gentle person with a good heart. Furthermore she is not that type of girl that is keen on materialistic things; she is looking for human beings of her attitude, of her state of mind.

When I look at her pictures, I remark that her poses are not typical. Normally people do not show any character by there poses, not any insight. It is more like a portrait that intends to show the person in good looking but unnatural state.

Her pictures are different. They show me an insight of her person. Drinking water while holding the bottle in her hand or touching her lips with her index finger are everyday situations. In that way she is not posing, but rather showing a trivial act of everyday life. She is not acting somebody. In my eyes, that is just what real beauty is all about.

Although Daphny is far away, I can enjoy the associations and feelings that her pictures give to people looking at this impressively beautiful Taiwanese girl.While distance between places can be long,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still remain short. At least from my point of view

(Photos by Yu-Cheng Hsiao)

November 27, 2006

初雪的夜

北京的冬天总是悄然无息,不知是哪个清晨,当我推开窗户,看见眼前耀眼白雪,才理解到冬天的到来。

而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时,正值凌晨时分我从香山赶回未名湖住所的路上。当汽车行驶到颐和园北宫门时,我突然发现车窗前有移动的小白光点。我好奇观望着这些可爱的小白光点时,小胖子司机用北京话慢条斯理地告诉我说:“飘雪儿了”。我被这突来的景象感染了。因为有了雪,心情随之豁然开朗,身体中的血液仿佛也伴随着轻舞的雪花而欢腾起来。我索性叫他停车,打开车门就冒着飘零的小雪花一个人悠然起步,在夜深人静的昆明湖畔接受了来自冬天的洗礼。

冬天的神圣牵引我独自漫步在空旷的道路上,感受这个风雅的初雪之夜。踏着渐渐湿润的石板,走入灯火阑珊的昆明湖畔,我的心犹如小木船,远景不见。天空十分的灰暗,即使是你睁大眼睛,想看看飘雪时分的云景天光,天公也不给我任何景物。昔日的皇家园林此时此刻已不是我所熟知的文明的象征了,湖光山色消失的无影无踪,楼台亭阁也已在风花雪夜中黯然入梦。佛香阁的老态龙钟在见证了一个世纪的衰败与兴起之后,此时此刻,正被笼罩在冬夜的风雪中,沉寂无色。十七孔桥远远看去就像是那条一千年前曾经出现在西子湖畔的白蛇,使人惊束,只有远处隐约可见的南湖岛还宛如中国神话中与世隔绝的仙境,也因为有了它,我才能找到一点儿诗意,感悟到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在孤寂皇家园林中幽转了不久,我回到了依旧是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雪花还在在不停的飘洒,偶尔会伴随着树叶飘落到我的脸庞,不经意间还会以为是小姑娘在空无一人的夜街上飞吻我一般,使我分不清天上人间!路灯释放出的橙黄色光芒给我带来了一丝温暖的问候,我索性朝灯光走去。雪花在灯光下变得多姿多彩,好像萤火虫一般幽雅飞舞。在颐和园北墙外的街道上,这些路灯没有被风雪所吞食,而是用它们的热炙编织了初雪之夜的美妙与神奇!

在距离北宫门五百米开外的路边,有一墩巨石,孤独地屹立在风雪中,显得十分凄凉。巨石上雕刻的一行金色文字在昏暗的灯光中显得格外阴冷——中共中央党校。我有幸在这样的一个初雪之夜路过此地,追忆过去、即使我因在二十年前的教科书中阅读过描写红军长征的事迹的文章而仍旧对它怀有孩提时代的崇敬之情,我也不得不在此情此景的场景中想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诗句。一个时代、一个巨人,虽渐渐远离了我,但其身后所留下的事物,却犹如高墙内外的这场初雪,使大地不能在一夜之间苏醒过来!

雪下得稍大了一点,我沿着颐和园路走向住所,回顾自己的过去。人生会经历许多难忘的时刻,但那些独特而又振撼心灵的片刻,更容易被记忆所纠缠。谁说我不正是在经历这样的一瞬间呢?一个人、一双鞋,在初雪之夜的大地上画出一串串脚印。建筑的四周、道路的尽头,已不再是我昨日所熟悉的车流人群了,一切都被洁白的盛装素裹,就连神圣的红砖绿瓦也会被掩盖得失去了尊容。

我情不自禁想到唐朝诗人岑参的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若是大自然的每一步都不至于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塑造我们的性情,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缺乏灵感和创造性冲动的人。林德(Robert Lynd)在评价澳士汀(Jane Austen)笔下人物时说:“在他们的生活中能遇上一场小雪,就是一件大事”大体上说,我还是比较赞成这样的话。但我更愿稍加补充地说,对于我这个生长在长江岸边的南方人来说,初雪之夜,就好似恋爱中的情和早春时分的景。(初稿)

October 14, 2006

朝鲜核试验挑战民主

North Korea said Sunday night that it had set off its first nuclear test, becoming the eighth country in history, and arguably the most unstable and most dangerous, to proclaim that it has joined the club of nuclear weapons states. The announcement was a banner headline on newspapers across the world.

本月九日,日本首相飞抵韩国首都访问还不到30分钟,安理会推选的韩国外长潘基文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第四轮投票中基本上被确定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之时,朝鲜突然宣布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此前一天的八日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接任劳动党总书记九周年的日子;一天后的十日是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朝鲜选择中间的九日进行核试验,并对国际社会宣布此事,是希望起到巩固其专制政权的效果。

朝鲜的核试验成功标志着它成为全球第八个核武国家。也使它实际上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公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精神领袖”。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点燃长期以来世界大多数公众普遍认为的“核战争不可能爆发”的星火。

生存与发展

朝鲜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以前苏联为蓝本。它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盟国,并在地缘政治方面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朝鲜半岛发生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战事期间,它也一直接受来自中苏的支援。

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在全球遭遇了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俄罗斯沦落为世界上没有健全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二等公民国。中国却在有西方求学背景的四川小个子的号召下见风驶舵,转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战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朝鲜却仍然徘徊在以追求“乌托邦”为最终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小径中。

1997年8月4日,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发表了题为《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的著作。并在同年十月从其已故的父亲金日成手中接过了权力的交接棒,成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而这位年轻时曾学习过机械与驾驶,并在文学领域有一定造诣的新一代当权者,在上台后并没有有效改善以往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而是时常沉湎于“卡里斯马(Charisma)”的神奇魅力中。据西方媒体报道,他时儿开着自己心爱的宝时捷跑车,和朝鲜航空公司的漂亮空姐们一起,为追寻新生活而云里雾里的“飞翔”。

僵化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不仅无法保障国家的健康发展,也不能与发达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接轨。面对一个在任何领域都要比自身发达的民主韩国,身为同一民族,共产党朝鲜表现出来的不是积极的学习和效仿姿态,而是走上了一条发展常规军事力量的道路,并发造就了一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军事体系。朝鲜长备武装力量为人民军,分陆、海、空三个军种,现役部队105,5万人;准军事部队18,9万人;工农赤卫队约350万人,最大年龄为60岁,建立于道、市、村镇,指挥序列为旅-营-连-排,装备有轻武器、迫击炮和高炮。据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称,如果朝鲜对韩国发动突然袭击,在没有驻韩美军援助的情况下,韩国几乎不能取胜。金正日本人就是一个喜欢玩弄枪炮的人,而且是个左右手都能开弓,百步皆中的一流枪手,他无疑继承了朝鲜人好斗的民族特性。

国际政治和军事环境

朝鲜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一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地方。

从朝鲜战争起,美军就成为了朝鲜半岛作战指挥的主宰。虽然韩国在1994年收回了军事指挥权,但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由驻韩美军掌握,韩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由外国军队控制本国军队指挥权的国家。近年来,通过美军撤走部分驻韩美军,使韩军加强“自卫”并收回对韩军的战时指挥权,也使韩国的防御由美军主导逐步过渡到以韩军为主、美国提供协助和支援。

实际上,美国根本不会撤走它在韩国的驻军,这不仅仅是为了韩国本身的安全,也是美国“双重遏制”和“双重规制”重要战略的策略。冷战虽然早已结束,但面对军力强大的朝鲜,和一个日益崛起的、在价值和制度都与之不相径庭的共产党中国(近年来,有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就放话说中国正在走当年纳粹德国走的步子),美国仍然需要在东亚部署强大的军力,以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维护自己在东亚的利益。事实上,美国不但没有减少它在东亚的驻军,反而通过扩建关岛这样的重要军事战略基地,而投入了更多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美军的行为与美韩军事同盟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非常明晰的。朝鲜所扮演的军事角色虽不完全相同于当年“中苏友好”时期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但它仍然延续着当时的情形。

一旦中国与美国就台湾或其它问题发生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朝鲜就会毫无疑问地站到中国一边,俄罗斯也会最终表态(俄罗斯近年来在发展民主体制方面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共同抗击包括韩日在内的民主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成了非民主国家共同迎战民主国家的战争,也就是儒家(朝鲜历史上就是个儒家国家)+ 东正教(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斯兰教(以伊朗为代表),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日本虽然不是基督教国,但日本已经从包括制度和价值等根本上融入了西方的体制,而且日本在经济上从来都被视为西方国家。

一部“文明的冲突”就不只是理论上的话题。

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此后许多年,美国与朝鲜都相互敌视。冷战与冷战结束的后期,美国对朝鲜采取的是遏制政策。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1994年六月,美国还为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争取韩国和日本的支持,使用武力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同年十月,双方达成协议,并签署“核框架协议”,美国改而采取“遏制和对话”政策。

针对朝鲜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美国采取“软”政策,向朝鲜提供了粮食援助,使它度过难关,以便维持朝鲜半岛形势现状。朝韩首脑会谈后,作为一种“鼓励措施”,美国不仅正式决定解除对朝鲜的部分经济制裁,还宣布增加对朝鲜的粮食和资金援助。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改善日朝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2000年十月访问了平壤后,美朝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的同时,对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据奥尔布莱特日后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克林顿总统还打算在任期内实现对朝鲜的访问,但后来因为解决中东问题而在任期内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划时代的访问。

911事件使美国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把朝鲜定性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并试图对朝鲜发动推翻专制政权的战争,最终却因为伊拉克战事的影响而未能付诸于行动。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批准研制了可用来摧毁包括朝鲜核设施在内的小型核弹头武器。这直接刺激了朝鲜,使朝鲜在2002年12月22日宣布拆除联合国在其一个核反应堆上装设的监察仪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6日,朝鲜政府致信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驱逐该组织两名核查人员。

2003年1月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总部举行的特别理事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如果朝鲜继续拒绝改变其原先的做法,原子能机构将把此事交由安理会处理,对朝鲜实施严厉的“惩罚性”制裁。第二天,朝鲜官方通讯社就发表评论称制裁意味着战争。朝鲜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此,美国总统布什曾一度虚张声势说:“美国和韩国不会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事的拖累,布什后来一改往日强硬立场,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方面进行对话。这可见美国在关键时候却未表现出超级大国的“英雄气概”,也未能有效制止朝鲜的“核诈唬”!

2003年八月,持续三年之久的美、中、韩、朝、日、俄六方会谈在北京开始了第一次建设性会晤。事实上,这个“六方会谈”只是个试探性的会晤,因为五轮会谈下来后朝鲜核问题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而加快了朝鲜核试验的步伐。六方会谈前后三年的整个过程与其说是一帮无能的外交家凑到一起喝中国的茅台酒,还不如直接说它纯属是对世界和会谈各国的自我哄骗,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要达成令六方都满意的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世界的反映与选择


早在今年二月,朝鲜就单方面宣布自己已经是一个核国家,但许多人(其中不乏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朝鲜的宣布不削一顾,认为是金正日是在白日说梦话。现在,随着朝鲜在一座360米高山的地下坑道处,好似一个小孩第一次点燃春节的鞭炮一样,微小的当量,却使世界为之震惊。

全球各大新闻机构和媒体都在争先报道核试验的最新消息。一时间,一个一度被看着是“流氓国家”的国度,转瞬就加入由世界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核俱乐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运用自身智慧和力量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尽管朝鲜试爆核弹的技术最终还需要核专家们经过数据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据推算,此次核试验的当量仅相当于广岛爆炸的核弹的一半都不到),但相比之下,这已经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而且,难道国际社会还期望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朝鲜就能拥有摧毁整个汉城或东京、甚至能摧毁美国西海岸的核能力吗?

媒体上大肆偏低朝鲜核试验的爆炸功能和当量的本身即是一个视线的错误,它正好证明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愚昧”的传言。事情的本身已经不是朝鲜试爆了多大能量的核设施,而是朝鲜是否已经拥有了令世界感到忧郁的核力量。即使它不再发展核试验,以它现在已经试爆了的核能力,加上朝鲜拥有的“大浦洞”弹道导弹,都可以杀伤韩国、日本和甚至关岛在内的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十万以上人口。

朝鲜在本月三日已经对外宣布它将在近期内进行核试验,使世界有了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由于各种因素,世界还是为之一惊!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能影响朝鲜,但现在看起来事情却并不完全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感到很没面子,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中朝盟友之间有任何秘密协约或默契)。中国外交部在核试验当天就在官方网页上非常罕见地谴责了盟友朝鲜的核试验,称其为:“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并要求平壤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桌上来。中国政府稍后还声称要“支持(back)”联合国采取的制裁措施。

布什说朝鲜的核试验是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朝鲜要对这种行为的后果全部负责。助理国务卿希尔也发表言论说:“我们不会和一个有核计划的朝鲜共存”。但国务卿赖斯却说美国只会考虑对朝鲜实施海空封锁,并不会武力攻击朝鲜。日本已经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船只出入日本港口。韩国也立即终止了对朝鲜的一切经济方面的合作与资助。俄罗斯总统也谴责朝鲜的行为,也要求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月十三日也开会讨论了制裁朝鲜的措施,虽然还有分歧,但最终必定会对朝鲜采取一致的制裁行动。

现实与纷争

朝鲜核试验必定是今年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大动作。它使全世界许多关注伊朗称之为“和平运用核能”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把目光和视线转向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却是敢说敢为的这个发展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曾经在上个世纪中叶与美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并未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加之它的战略位置,以及既然被美国政府称为“流氓国家”,在历史上也做过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比如说绑架日本公民,利用外交豁免权向他国输送倒卖鸦片及大麻等),它自然就更容易受到各方的强烈关注。

可是,拥有核武器可能只是朝鲜在未来十年内,在军事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国际社会虽然强烈要求朝鲜立即放弃核计划,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能被其它国家及其同盟国的外交攻势和经济制裁等手段吓倒,而重新返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及其军事盟友们要想解除朝鲜的核武装,已经面临比以往二十年间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和艰巨的任务。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核试验可能是首先考虑到了伊拉克战势的因素。或许金正日是正确的,即美国在此时不会冒大风险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国际上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因核试验而遭到过军事攻击的先例。事实上,巴基斯坦在1998年成功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后,就受到了三年的制裁。911后,由于美国反恐战争的需要,巴基斯坦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盟友,地位仅次于北约。

虽然世界很难期望朝鲜能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最终与美国发展成为盟友的关系,但世界也难以断言朝鲜日后就没有可能做出对美国或日本韩国有益的事。实际上,正如国际关系是变化莫测的,没有人能说:“我们过去是敌人,所以现在或以后就不能成为朋友。”

朝鲜核试验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事件,它比巴基斯坦的核试验还要有影响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譬如说导致直接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等)也超越了今年春季美国和印度签署的有关民用核合作的协议。因为它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导致东亚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在不远的将来也发展核武装,而这一点正是美国人担心的。据美国国家情报机构评估,只要日本下定决心搞核武装,那他就能在一年内拥有核武器。

合作与对抗

眼下美国人最担心的是朝鲜可能会利用已经掌握的核技术或成品走私他国,甚至支持恐怖主义,以换取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扬言要对朝鲜实施海空封锁实际上也根本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假如朝鲜的确打算出售核技术和成品的话),因为朝鲜完全可以利用他与中国的陆上交通来达到“目的”,也因此,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仍然需要获得中国的协作,即使是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只要不控制中朝边境和物流隧道,制裁也不会彻底。所以美国国务卿赖斯已宣布即将访华,争取中国的协作。

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至今没有发挥出任何有益的作用,而且他很可能在今后会使美国及其军事盟友们感到非常失望,原因不说自明。中朝有友谊基础,两国又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几乎都是相同的政治体制。历史上两国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国家。文化上都是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者,经济上中国也一直在向朝鲜提供技术、资金和石油。中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很可能只是为了避嫌,为了表示维护《核不扩散条约》的国际公约而象征性地在安理会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们提出的制裁议案,而且中俄都肯定不会完全按照答应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的议案。

比较起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来说,中朝之间的距离和价值观就亲近多了!因而,美国及其盟友们要想得到中国无私和积极的支持,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但若是中国也的确不能站在国际(西方世界)的立场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那么就意味着中国不能融入西方人制定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中去。由此,中国在将来就将面临着更严峻的选择,也有可能最终会像一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后,最后因力不从心而不得不去接受自己无能为力。

总之,朝鲜核试验是对国际合作和民主世界的一次考验与挑战。从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来看,核试验(不光指朝鲜核试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考验,假如人类不能在未来的几十或百来年内就有效解除和销毁核武装的路径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行动,那么它最终就可能只产生两个结果:

一,通过合作与协调,世界各国最终和平接受并发展成为民主政治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合理分配世界日夜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机制,使世界整体上改变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和习性,通过几代人的衍变,创造出人类道德的新标准,从而使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适者生存,爆发大规模的核冲突,使世界从竞争的自然规则中选留优胜的国家和民族,这完全可能演变成事实,因为人类已经使用过了核力量来对付人类本身,就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所拥有的核力量而言,谁能说广岛和长崎所饱受的无情打击,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恶劣的狂风暴雨之前的几点小雨点呢?

二战离我们只有半个世纪,但半个世纪对人类乃至地球生物来说不也就像我们在路上迈出的一小步吗。换句话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离我们仍然很近!

September 18, 2006

从历史看中日关系

Shinzo Abe, a staunch advocate of a bigger say for Japan in global affairs, was poised to win a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 on Wedn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his 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next week.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同时也逢日本自民党即将选举新总裁,若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将顺利当选,并自动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出任过日本外相,还参选过日本首相。祖父岸信介则在五十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安全条约,为美日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在此月把政权移交给新任首相。纵观小泉在任期内的表现,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推动永久性海外派兵、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以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了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果敢,因而也被日本国民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典范,其言行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届日本政治家们的政治风范和视野。

就中日关系而言,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力排重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关联紧密,历史上也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史实,但上世纪中叶的战争使双方相互出现了仇恨与敌视的态度,也成为了两国正常交往的一个历史缺陷。

一,过去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民心态”。这个合成词不能只理解为贬义,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岛民所拥有的某些特殊文化和性情是其它民族没有的优点。由于它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Sinic)的影响,因而它的文化和语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某些因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由于自然环境的局限,为了更好地获得生存条件,日本民族也从来不把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看成是僵化不变的事物,国家至上而下的统治以及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使日本民族时刻团结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周围,而来自上层建筑的政策和治国方略也就相对容易得到实施。

日本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社会革新,分别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革新”和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明治维新”。这两次社会变革改变了日本民族的命运,前者使日本民族学到了许多来自东方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高超技艺、社会伦理,以及典章制度;后者使日本民族学习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宪政。1889年天皇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赋予了日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日渐发达,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使日本上层人士不得不考虑一条“长久的出路”,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便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念,改革军制,扩军备战,一致对外的政治方略,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为实现既定的扩张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在后一次战争中与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中国的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并将军事对象逐步瞄准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拥有东北的目的。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矛盾也急剧加深,不得不加速了对中国的战事,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引发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现在(待续)

September 11, 2006

写在911的扉页上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day with tributes of silence and a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2,749 people who were killed at ground zero, ushering in one of many memorial gatherings around New York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ousands of Americans are observing a solemn day of remembrance. " For America, 9/11 was more than a tragedy--it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the world." ( President Bush)



今天是美国世贸大厦遭受袭击的五周年殉难日。纽约各界都在“零点地”举行了悼念活动,布什夫妇也出席了悼念仪式。

对美国人来说,911意味着恐怖。在一个爱惜生命、尊重人权的国度,在瞬息之间就失去了几千条生命,这不仅使美国人民明白了强大的美利坚并非坚不可摧,也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愤怒的情绪、国家的形象与民族的未来,促使代表美国人民的布什政府在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势力的呼声下,大张旗鼓地撕毁了国际公约,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阿伊战争。911后五年内发生的事,使我们在人类文明变迁的轰鸣声中,听到了来自历史的轰轰惊雷。

人类表现出的以个人、家庭、社群、和国家为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的特性,使人天生就是亚里斯多德论述到的政治动物。人作为一个地球动物类别的存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层面上显示出合作与排斥的态度。不论是追求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法律或是舆论的制约。若是在追求或保护利益的过程中,需要超越法律与舆论,就会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形似:武力(或战争)。因为只有武力才能最终按主观意愿改变现状达到目的,因而,武力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不同类型的人或群体中,有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贬义词,也可以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褒义词(维护正义的战争)。

纵观世界文明的变迁,从东方到西方,战争始终左右进程。雅典人抗击斯巴达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充满想象和理想、但却不能在政治上团结的希腊人得以被征服他们的民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近东,并使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等地的文字语言。

罗马人以优越的军事技术和社会的凝聚力,在两次布匿战争之后,直至公元前二世纪,征服了马其顿王朝的各国。接下来,汉尼拔征服了西班牙,一代枭雄凯撒则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也在一百年后被征服。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版图横跨欧洲,罗马人所偏爱的希腊文化(希腊人曾认为自己比罗马人更文明,这就有点像乾隆时期的中华帝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从艺术和语言到建筑和哲学,也同时在罗马的鼎盛时期传遍欧洲。

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他们比罗马人软弱许多,便削弱了希腊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使罗马人在政治和伦理的某些方面最终产生了更好的哲学,也扩大了西方文明的领域。这同时使通过武力征服欧洲的罗马人看来,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只要愿意什么时候征服他们,就可以征服。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帝国是全球性的,正是这个日后赋予了基督教的观念,又使基督教日渐演变成为一个一心要包含(审理)整个世界的“公教”。

从近代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纳粹德国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再经由美苏冷战(事实上, 美国在越南、在朝鲜半岛等地的军事行动也是冷战的一部分),颠覆了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唯一超级大国的存在”和核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即使是二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也是通过武力征服了各诸侯国,才最终统一了中国,并形成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观念。由以上可以看出一个客观事实: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程,都有战争与之伴舞。

美国发起的阿伊战争,是建立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所谓新保守主义,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乔舒亚?默拉齐克说得更明白:‘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跟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老布什是其典型代表……而我们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跟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言论可能会导致令世界更加动荡的后果。尽管这样,一个有能力和实力、并具备客观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为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元化”所需要的客观阶段。联合国仿佛为这样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但联合国目前也还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不是一个在观念和价值方面统一的场所)。一元化的概念就是简单的一个“同一”的世界。用儒家的话来说,就叫“书同文,车同轨”是一个高尚的大同理念和目标。

事实上,正如人类同属地球生物类,达尔文所言之“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虽然达尔文并没有直接论及人类在文化和制度上也存在生物进化的衍变过程,但正如后来的马克思因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启示,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超越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束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就将爆发革命),因而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诠释人类所有社会变迁的轨迹。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冲突,就是亨廷顿已经指出的“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之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不单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有可能在日后把亨氏所论之“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也演变为现实。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是造成冲突的根源。但若是儒家文明能经由“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改变了它千百年来的价值观和制度,那么结果就会成为亨氏在提及文明冲突论时所真正指望的:“是为避免冲突”,最终就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轨迹。

当世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都朝向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价值观与制度的区别也就随之进入了历史的洪流,“历史的终结”就会真的浮现出来。福山教授所言:“尽管世界没有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的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过程会使世界上所有不同肤色、不同地理、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一条“大同”的道路。

911事件及其美国的反应,可能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是单纯和狭义的民族主义)促使人类再次经战争的洗礼而奔向未来的开端。近来发生的、建立在日美军事同盟之上的共同导弹防御体系,以及黎以冲突,也为下一场“文明进化”,拉开了又一序幕。

注:这篇小文只是随笔,不代表我最后、或不变的观点。

September 10, 2006

泛谈“礼仪之邦”

路经新华门时抓拍到的照片:“民”字被夹在两把刺刀之间


最近在报刊上多次出现相同内容报道:中国游客在海外旅行时,不仅行为举止非常不文雅,有的甚至还把所住酒店的餐具都带走了!感到十分遗憾!像这样的一个正在“崛起” 中的文明古国,又怎么能够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去为其它民族树立典范呢? 若要做一个专题研究,恐怕写一本书也难以理清。在此,我只扼要谈谈自己的陋见。

中国有“礼仪之邦”的号称。“礼仪之邦”的内涵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孔子在《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他主张“仁人爱人”。所以,在剖析“礼”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仁” 。仁是指人们通过道德上的个人修养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

“仁”字是由“二”和“人”合成“仁”,而“二”不是单指一个数字符号,而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仁”比“人”字虽只多了一个“二”字,但它的内在涵义就与这个“二”紧密关联。因此,从中国特有的象形文字上分析,仁是由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在道德,是一个需要和他人整合的过程,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群体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仁。

“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自由”和“道德”是一体的两面一样。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礼”的作用,及其在造就人时所充当的角色。“礼”是一种近乎于宗教活动的习惯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人际关系。个人是要通过“礼”才能转化为社会成员,而“礼”的运用则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各阶层也通过“礼” 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和谐一致。所以,“礼”是构成中国二千多年文化传统价值的外在形式,最终目的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达到内在的“仁”。

孔子在《述而》中说:“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八佾》中他又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可以看出孔子是认为每个人对仁的实现程度都有所不同,没有人能完美地体现出“仁”。因而,一个循序渐进的追求“仁”的过程也就出现了。

儒家的“仁”事实上须由“小人”发展到“人”,再发展到“君子”,最终才能达到“仁”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进入“大同” ,体现“仁”的最高价值。而一个单个的个人,是只能通过对“民”、“人”至“君子”的逐级实现,才能达到“仁”的一切行为楷模的最高之境界。因而,儒家把人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等级,“君子”、“人”和“民”。“民”则是最低等级,如孔子本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在《卫灵公》中就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论语》中表现出来的“人”往往是指享有政治地位和特权的上层阶级。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区分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分基本上是文化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有些学者也抱相同的看法。在以孔夫之为杰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在这个二千多年前就基本上规范好了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我们是找不到诸如基督教义中强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思想源泉。

古代中国人曾认为人天生是善良可亲的,孟子曾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无形中促使中国人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意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仅未能产生诸如西方人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念,而且视“明君圣贤”所制定的制度礼仪为最高行为准则。加上儒家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以“礼”所衍变的制度化和道德化强制性要求每一个“人和民”(本性都是有私利的社会个体)实现毫无个性所言的自我约束,客观上就削弱了中国人发挥个人公共道德的精神。这种缺乏公共道德精神的现象,在今天这个普遍以经济和物质财富有来衡量他人价值乃至道德品行的社会里就更加突出。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及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不同,儒家是“公私不分”,认为父子关系和君民关系是相同的。由于孔子曾说“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的精神是你人自己所具有的,爱你自己的父母及亲人是最根本仁爱。这就削弱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所以,中国游客走出了国门后把酒店的东西带回家,就像他们把办公室的物品带回自己家一样,丝毫没有内疚感。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米德(G、Mead)所言:“在人类社会的经验和行为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自我有机结构都是由这个过程整体(社会体系)的有机关系类型造成的。”

在强调道德的儒家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威根本上就是道德的权威。这无形中就促使多数中国人天生就以“圣人” 或“君王(皇帝)”为表率,也想日后也做圣人、做皇帝。而“圣人” 却只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无法解决诸如吃饭穿衣,甚至享受男欢女爱之类的人之常情。而“皇帝”则既可满足精神需求,也能满足物质需要,因为皇帝在现实生活中跟人们的直观印象往往是“生活豪华而又一呼百应”。

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多的是憧憬着拥有皇帝级别的财富和礼遇,而儒家的道德伦理也变成了工具,而非目的。按黑格尔的观点,人是有物质欲望的动物,也是需要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同的动物,后者也是人有别与任何其它地球生命类型的不同之处。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逐步被民主制度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提供合理的创造和分配物质的制度,不能完全认可“民”。

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在为靠近甚至达到“帝王级别”而奋斗的社会里,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他人的死活呢?在达到较高级别的人看来,不顾及低级别的“民”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任何良知上的不安。儒家自身的伦理实在儒家社会结果际上是实得其反。大概也是因为这种现象在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后,儒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恶性,开始提倡“人本主义”。但依我之陋见,因该题为“民本主义”,正因为“人”在儒家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认同要高于“民”,因而从基本的一个层面去发展强调个人的“民”就更有必要了!打趣地说一句,“民主”的本身也是从“民”开始啊!

在现实生活中,“人”和“民”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但在儒家千百年形成的社会体系中,他们之间却有着除文化以外的区别。比如说,势利的人就不会把一个跪在地铁门口要饭的人当“人”,此时,这位要饭的人就降格为“民”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口那几个金灿灿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就是先提及“人”再谈到“民”。这非常微妙,也十分复杂,它涉及到“法家”对儒家的影响。“尊君卑臣”的观念也是由“人”与“民”等级论的衍化过来的。而“人民” 即英文中的“People”,在西方却是一个没有等级区别的同一概念。

事实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中,不仅儒家藐视、遏制“民”,道家和法家同样如此,而且还过之。道家的《老子》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智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大肆主张“愚民”。这比儒家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来鼓励人民提高知识(实际上就是掌握儒家理论),从而获得“晋级”更可怕!而法家的韩非子则根本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无法了解国家的政策含义(仿佛是这么一回事,但若是民都不能了解国家的政策了,国家的存在还为了什么呢?不就只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了吗?)。韩非在《显学》中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人民都如不懂事的孩儿一样,不能全然了解政府谋求长治久安的用意。这显然更没有把“民”当成一回事!

归根结底,中国人在海外旅行时表现出来的丑陋行为,源于影响中国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里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中央文明办公室最近公布的“出国公民行为准则”虽然不加掩饰地揭露了“赤裸上身招摇过市”、“咬着牙签东张西望”,使中国人难堪的细节,也因这种罕见的坦率而表现出了为建设“软实力” 需要的自信,但它并没有触及到根源,而且在方式上仍然表现出了“教化”的儒家特色。

一个有些病症的人或群体,自己靠感觉给自己开药方,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发达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西方社会能发展到今天,源头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正是我们每个儒家社会公民的先祖(今天正好是教师节,孔子是中国的杰出教育家)留下的“祖训”。

但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脱出来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脱离已有的文化传统基因,去寻求新的变革(而非创造性转换),也必然会导致悲剧。民主也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文化基础而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由此,我又想到著名美籍日本学者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的一个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Democracy)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

September 9, 2006

回忆空客机长


The A380 and EA engines: a successful combination

我站在幽静的房间里眺望窗外的湖光秋色,突然间,电视新闻中传来了一则消息报道:“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中客车A380从法国图卢兹进行首次载客远程试飞成功……” 就在这不经意的一刻,我情不自禁想起了一件震荡我心灵的往事。

十年前,我曾就职于蓉城一家由外方管理的酒店。酒店宾客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一个法国的小团队住在我们的酒店。他们是空中客车公司(Air Bus)专程派来为四川航空公司新近购买的空客A320飞机进行试飞及产品调试的机组人员。

记得领头的是一位穿着一件旧皮夹克的机长,四十多岁,身材虽不高,却十分结实。他仿佛漠视他人的存在,平时总是一张冷冰的面孔。他每次走过酒店的前厅时,就会发出皮鞋跟与大理石摩擦的“吱咔” 声,与大厅Atrium内弹奏的钢琴曲融合成一支生硬的“马赛曲”,使我和同事们多少都感到有点厌烦。于是,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埃菲尔铁踏(同‘塔’音)”的绰号。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这位早出晚归的机长,也不认为他与许多住客有什么不同之处。直到几周后,发生了一件小事,它不仅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印象,也改变了我对西方人的观念与认知。

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值夜班。我坐在Atrium前方的值班经理写字台前,审理当日的宾客投诉记录。大厅里除了少数外出度周末的客人陆续回到酒店外,几乎没有什么人过往。大约是在凌晨二点,我正埋头研读丁守和先生撰写的一本《中国文化》的小册子。隐约中,我又听到了习以为常的“马赛曲”,但这一次,节奏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的快!

我即刻抬起了头,看见那位空客的机长正急忙向我走来,身上仍旧穿的是那件发白的皮夹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肯定有事要找我,或许是因为酒店的服务使他感到不满,或许是他房间的设备设施出了问题。我保持平静,因为平时深夜处理投诉的事也时有发生。当他快走到我写字台前时,还没等我礼节性地问好,就急促地用英语对我说:“I need your help?” 我漫不经心地问他:“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

他用略带乡音的英语告诉我说,他刚才回酒店时路经一条街道,看见一个中国人横躺在街道上。由于那个位置正好位于街道的天桥下,没有灯光,不易被过往车辆发现,他一个人也挪不动躺着的人,所以他想叫我去帮他把那个人抬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我听完他的讲述后,开始感到有点难为情了!我似乎被他助人为乐的品行所打动,却又难以在瞬息之间转换他以往跟我留下的“法国铁塔”的印象!加之酒店有明文的规定,工作人员只能在酒店内为宾客提供服务,不得擅自离岗。我身为一名管理员,又不好主观行事。这突如奇来的要求使我一时无话可说。

事实上,这样“酒醉”的事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太普遍了!不去管它,也绝不会被人指责!管它,反而会被许多人理视为故作正经。正在我多虑之时,他又在我面前咕噜了一通,并顺势坐到了我写字台前专门为客人设置的座椅上。然而,我那时根本没有认真听他说话,眼睛的视线一直围绕着着这位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但却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铁塔”身上,打量着他。

他双手握着一双黑色手套,蹭的发白的皮夹克上衣顶端镶嵌着一圈黑色的毛领,大概是穿的时间太长了,毛领都快光秃了,在台灯的折射下显得格外陈旧。一张典型的西方人的面孔,厚厚的双唇,嘴里一直在对我说个不停,犹如塞纳河的流水滔滔不绝,洁白的牙齿,高高的鼻梁。深蓝色的眼睛标志着他是一个与我们黄种人不同种族,充满了神韵,好似夜幕时分卢浮宫上空的星光。宽阔的上颚仿佛就是富饶的巴黎平原的缩影了!毫无疑问,我怎么看他的脸,在那一刻, 仿佛就是一张富有魅力的“法兰西地图”。

他突然间中断了谈话,停顿了下来,看着我,仿佛洞察到了什么,等待我答话。我们对视了片刻,但谁也没说话,或许是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他却依然坐在椅子上用毫不知晓的眼神看着我。我顺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了酒店值班经理专用的步话机,立即呼叫了保安部的值班队长,要他带一个人随我去酒店外的马路上。一分钟后,保安队长和另外一位保安就拿着手电来到了大厅。我对他简要说明了出酒店的目的,他听完我的解释后感到十分诧异。当他看见一位西方男子坐在一边时,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但从保安队长严肃的表情上,我不难觉察出他感到为难。

或许是因为我和保安队长共同生活的社会赋予了我们固有的衡量事物的标准,使我和他在对待此事时都显得及不自然。平日见面时的谈笑风生被鸦雀无声所取代,好像我们彼此根本不认识。我作为酒店的值班经理,理所当然可以叫他去为客人“服务”,而他身为酒店员工也可以不接受我外出酒店的指令。但我们此时此刻谁也没在意工作上的关系,而是出于我(或许还有他)对眼前这位中年西方男子的感动走到了一起。机长看到保安人员过来后,眉目间的神情也顿时豁朗。

他站了起来,好像是在应征面试过关后一样。我十分礼貌地对着机长用右手做了一个标准的“先请”动作,他即刻领会了我的用意,而且毫不客气地迈出了一大步,然后用极具法式幽默的步伐,大摇大摆地走向了酒店大门。一时间,大厅里又再次奏起了的“马赛曲”,我们也紧随“乐曲”的节奏走了出去。

大街上空无一人,不远处是闪耀着稀疏灯光的楼群,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四川盆地内空气中蕴含的湿度使本来就冰凉的天气变得格外凄冷。街道两旁发黄的灯光与薄薄的雾气和为一体,使那个夜晚变得扑朔迷离。看着走在前面而又旁若无人的机长,我感慨万千!那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和事,而且是一个下榻五星级酒店里的西方人对一个酒醉街头的中国人。我急速向前迈了几步,欲与机长答话,但他似乎根本就没在意自己的行为,使我不知如何是好!从他急速的背影中,我隐约看到了他的心——那是隆冬时分蓉城街道上的玉洁冰清。

我们一行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天桥下,看见一个人躺在那儿。保安用手电照了照,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件绿色的棉大衣,十分简陋,看上去好像是个农夫,手中还拿着一个酒瓶,周身散发出酒精味,侧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保安试图叫醒他,但无济于事。机长立即蹲了下去摸了摸那人的脉搏。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仿佛四周的空气也都顿时凝固了。

片刻后,机长抬起头对我说这个人仍然活着,但可能喝太多。我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就要我们一起把这个人先抬离路中间。我们七手八脚地抬起了农夫的沉重躯体,可能是我们的动作太大,惊醒了这位农夫,他嘴里开始嘟噜起来。当我们把他抬到人行道边的一个房檐下时,农夫已经苏醒了过来。我们大家感到十分欣慰。农夫用惊异眼光看着我们几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又看了看身边满头黄发的机长,随即用浓厚的四川口音质问我们:“你们要干啥子?” 我和几个保安顿时就乐了,都笑了起来!我马上用四川话答道:“不干啥子,只是把你抬到边边上来安全点嗄!”

机长看到他恢复了常态,就如释重托地站起了身,轻声对我说:“Thank you” 我却因一时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就用四川话脱口而出:“客啥子气嘛!”稍后,我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赶回酒店。路上,我有机会和机长聊了一会儿,我获知他在空客已工作了近十年,月底就要回法国。

回到酒店后,我就马不停蹄地把LOGBOOK 拿出来,把刚才发生的事写成一份报告,交给天亮上班后就要查看我们值班经理工作日志的酒店总经理。一来可以解释出酒店的原因,二来可以让大家都知道这位“铁骑”机长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是旁若无人,而是充满了爱心和同情心!我同时还指令保安队长也写一份一致的报告交给我。

第二天上班,当我再次打开LOGBOOK时,我吃惊地发现我的上级(一个英国人)在报告的扉页边,用汉语专为我写下了一行字“这在西方社会很正常,不必大惊小怪!”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身边的所有同事,大家也都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位“铁骑”机长。

为了表示我的一番敬意,我还利用职务指令酒店餐饮部为这位机长的房间送去了一个免费的大果篮。同时还告知酒店客房和餐饮部为这位机长的所有店内消费打折(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川航付账,我真可谓多此一举)。我还试图约他出去玩,但由于酒店有严格的规定,工作人员不得与宾客发生服务以外的关系,加上他总是早出晚归,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日后,我每次看见他都会主动上前打个招呼,问个好!

转眼就到了月底,我获知机长离店的时间后,决定为他送行!那天我正好上正常班,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行李部的主管打电话通知我说空客的住客已经开始下楼了。我便走到了大厅的电梯口等待他们一行的到来。不一会儿,他们就出了电梯,机长依旧走在最前面,身上仍然穿的是那件皮夹克,脚上还是穿的那双能“奏乐”的皮鞋。我微笑着走上前去,代表酒店管理方对他们一行的下榻表示谢意!他们大家也对我们酒店提供的服务礼节性地夸赞了一番。

我们边走边说,耳边又再次响起了“马赛曲”,与大厅连天廊咖啡厅内传来的钢琴伴奏曲和为一曲悠扬婉转的旋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动听。大厅外,川航的专车已经在等候他们。我祝他们一路顺风,机长转过身来微笑着伸出了右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笑,我也伸出了右手,与他有力的手心紧紧握在了一起。我问他是否有可能再来四川,他摇了摇头说:“I don’t know……” 。

此后,我再也没有这位机长的任何消息,但他却是我见过的最难忘的西方人之一!日后,我为了求学而离开了四川,可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就情不自禁会对空中客车和欧洲人产生敬意。这件事是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少数几次“巅峰经验(Peak Experience)”之一。它对我个人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那时刚二十出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此后,我对西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坚持不懈地自学英文,在那个极富魅力的世界里继续探索人类的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