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综合症

Photo by New York Times/Oct.10,06

这张毛泽东的照片来源于《纽约时报》，摄于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照片未曾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公开过。红军经历完长征到达陕北开辟根据地，还未完全安稳下来，蒋介石就再次调集兵力围困红军，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十分憔悴。他打出了“抗日”的旗帜，实质是为生存而谋划的“统一战线”。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由于怀疑蒋氏调用其兵力打红军是意在削弱东北军势力，并有意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稳固的西北地盘，就积极与中共接触。他不仅把重要的国军军事情报传递给了中共，借钱给中共，而且还申请了加入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未批准。蒋介石觉察到张学良有变化，就亲自飞抵西安，不料被“张扬”二部发动的兵谏所软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整个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彻底改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被编入国军，享有法理地位，并逐渐发展壮大。此时的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坡上横槊赋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字里行间里已经流露出了建立封建帝业的信心，气势逼人。十二年后，他就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由此添写了另一部“王朝替换史”，再次烙下了专制的标识。

一百一十三年前的今天，毛泽东诞生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偏僻农舍。关于毛泽东的人和事，现在已有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可阅读参考，但就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出身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却很少有人记录关于他的文字。历史的发展当然还存在局限性，以致我们还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地评判毛泽东。然而，一个十分有趣、却又使人们颇为忧郁的现象是“毛泽东热”始终在中国大陆难以冷却。不仅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之中国如此，在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思想与文化更加开放的当代中国也是如此。书店里关于毛的书籍随处可见，电视节目中关于毛的故事及其影像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在许多公共场所，包括医院和车站，谈论毛的话题也是耳熟能详。究其原由，是什么原因在从中产生如此大的魅力呢？显然，一个存在的政权是关键，但实际上，只有弄清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才可溯其渊源，而这绝非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可以述清。

Mao’s syndrome（毛泽东综合症）

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小文章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就想过的事。当我今天晚饭时从报纸中获知明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时，我索性拟定“毛泽东综合症”这个题目作为在毛泽东生日的今天写一篇感想。但几个小时的思索十分短暂，未经仔细斟酌，我就把所思所想非常粗略地勾勒了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八九年前春节除夕之夜，我和来自北大的好些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相遇在了北大小东门外的一家咖啡馆欢度新春佳节。此间，我们谈论了学多话题，可正当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及老毛、而又并非是在说老毛坏话时，有一位男同学（可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对着我们一大群人嚷道：“他这样的大人物，若不是谁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和建树，就根本不足以评价他（毛泽东）。”屋子里顿时一片沉寂，我出于对这位同学的强烈不满，即刻从座椅上站起来对着这位戴着眼镜的小个子说到：“人民就可以评价他！”。大概是这位同学感到我的情绪比他还要激昂，就只好拿起桌上的杯子喝水，但毛泽东这个话题也就没再继续谈下去。

这件小事是我在北大自修期间遇到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后来的几年里，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影响较为深刻的书籍包括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泽东的一生》/Mao a life、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以及最近由我以前认识的一位人大教授杨炳章撰写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还有港台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些书籍不仅丰富了我对毛泽东的认识，而且使我逐渐脱离了当我还是一位初中一年级学生时，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过安息在未名湖畔的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些如明朝山水画一般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

我真正感觉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政权产生正确理解的途径，不是来自这些大多数是由西方人撰写的书籍，而是源自我在一党制社会的所见所闻。当然，任何个人的感观都不足以客观描绘一个真是的历史人物，而这也并非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我只想用最为简短的文字表达一些个人看法。

我不是医生，也根本没接触过毛泽东这样一位至今在许多人心目中仍旧是神化般的人物，当然也就不能妄称毛本人患有医学上的某种病症（Disease）。我只是想说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神化一般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弊端（Diseases of Society），或者说是病态的想往和迷恋 。这些弊端和因个人崇拜而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有毛泽东思想——虽然它现在几乎已经被大陆所抛弃，但实际上仍然在官方享有自高无尚的位子；在经济上，出现了“毛式商帮”——即以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商业手段的大陆商人，但这些商人大多数是与共产党官员暗地勾结的暴发户；在文化上，出现了“毛泽东地理《生活周刊》”和金经久不衰的“毛泽东热”。它们所代表的是不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上一代大陆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那些事实上根本不了解毛泽东，但又对其盲目崇拜的年轻一代，其中不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我所说的“毛泽东综合症” 广义上是指被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专制政治体制所扭曲了心智的人，这些人在思想上因长期融入儒家社会而不成熟、在心理上因社会和家庭的总总压力而不健康、因精神紊乱而导致行为怪异的中国人。范围足以广至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人中不乏事业的“成功者”和常在社会抛头露面的“知名人士”，当然也包括一些以“龙的传人”自诩的国人——他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专制政治体制里的奴隶，没有能力或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按自己的理想创造未来的道路。

“毛泽东综合症”在狭义上是指那些对毛泽东获取权利及最终主宰中国大陆的整个心路历程持钦佩敬仰之情的中国人，这些人中间又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生的年轻一代由为突出。他们出身在一个准儒家社会，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接受过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但由于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和育人的方式存在严重的不足和缺陷，因此，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历史渊源认识较为肤浅，无法跳出自己的文化体系去客观看待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缺乏主观的批判性审查习惯。因而他们一方面在运用西方的各种现代科学技能来开创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在潜意识中抵制西方的文化与体制（事实上是因为无法融入所致）。他们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找不到正确的个人定位，更不能表达自己可能存在的不同政治立场，正如中国大陆是根本不允许“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久而久之，精神上的压抑和使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最终导致许多人扭曲了性情，使人们不得不把内心的不平与矛头由内而外地转向了外部世界，释放自己的意志！

前几天，十多个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学生（包括博士研究生）试图发动一场反对过圣诞节的活动。他们联合申明反对过圣诞节，原因旨在他们认为圣诞节并非出自中国的节日，因而应该从文化上抵制它。但是，姑且不论如今的中国社会是否四处都流露出“崇洋媚外”的陋习，光在首都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公共场所里的圣诞树和圣诞服装所洋溢出来的气氛，就已经可以与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相媲美了！按这几个学生之意，中国社会就只能过传统节日，但不幸的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保留了上千年的“龙舟节”也已经被韩国人注册为韩国的民族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还有什么节日不能过呢？ 由此一列，我情不自禁想到了严复先生先前提到的“野蛮的排外”，我认为这些在学识上是典型的“半桶水”的高等学府学生所提倡的不是在促进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进步，而是在提倡“复古”，是在野蛮地对待西方世界的文明及其成就，其心态丝毫都不亚于当年乾隆皇帝对待马尔戈尼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与无知。

记得在九七年夏，当代最知名的儒家学者，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经在他的著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提到了所谓的“儒学第三期的转换”。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坚持认为儒家是可以赓续创新的，我当时还把他的论述读得津津有味。几个月后，大陆的儒家学者蒋庆先生也来到了北大做演讲，蒋庆说：“毛泽东不仅是儒家徒，他集儒家、法家、道家、佛家和阴阳家为一身”。正是从他这句话中，我逐渐明白了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化身。

任何国人对毛泽东的批判和讨伐，若究其根源，都会涉及到中国千百年的文化传统。好比我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不会是一件使大多数中国人都乐意接受的事！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变异”，当人们恢复理性时，“大革命”的本身就成为了“错误”！事实上，我本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坚定不移地批判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更缺乏抗拒的精神和传统。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运动”都是因为人们吃不饱饭造成的，是人们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时，出于人要生存的本能而不得不站出来斗争，这也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质。五四运动虽然表现出了空前的批判姿态，但即使是像胡适这样著名的“西化论者”，其个人生活中表现出的仍旧是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他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敬，按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比自己大的农村女子为妻，并终身与之结伴直至去世。谁也说不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力主张“西化”的原因之一是不是自己深深感触了生活中难以启齿的痛楚）。

若是“毛泽东综合症”的确存在，那么一个治疗的药方就是迟早的事。药方就是中国大陆应该发展民主政治体制，给予人民自由的权利，让人民有能力和空间客观地批判审视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力。须知，毛泽东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只是一个真实的“新中国”，但假如我们坚持认为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的，那么我们还不如说她仅是名义上的新中国。即使是毛泽东本人，无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本人可能自认为是反传统的斗士，但遗憾的是他本人并不清楚他所发动的十年浩劫的本身动力和政治文化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法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家Rule of Law”与西方的“法治Rule by Law”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要扫除传统文化的陋习，建立有生机和活力的新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随着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中国政府已经在不断地鼓励人民未经批判性地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儒家家长制风格，将来必定还会给后人带来伤痛。中共眼下宣言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本质上就会有别于西方民主，人民并不能对此有更大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说，若是中国要扫除传统文化的毒瘤，并建立所谓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甚至“外力”直接影响的作用，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即使办到了，中国的“国家观”也必定会面目全非！因此，“毛泽东综合症”在未来几十年内难以治愈，若是不能治愈，不仅会给国人及下几代人留下祸害，也完全可能殃及世界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年后的今天，任何对他带有批判性质的评价仍然可能会遭到中国政府乃至社会的打击。这不仅是因为毛所建立的政权依然在专制地统治着中国，更重要的是，对毛的崇拜与认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而且客观上包含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即使是有人对毛及其政权私下、甚至公开表露出不满，也不能客观说明对毛不满的人就正确地 “理解”了毛泽东。要抛弃主观的个人感情色彩（不论褒贬）来达到对事物评判的绝对客观，是很难的事。事实上，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若要绝对追求客观的评价，实际上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定位”了的客观事实。（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