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文明?
我曾数十次路过西安，但从未下车停留。今年五月初，我与几个研究生一同登秦岭的主峰太白山，中途停留西安，使我第一次踏上这片“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黄土地。
当我乘坐的火车在清晨时分接近古都西安时，我透过车窗，看见不远处的天空中飘散着农耕人家的寥寥炊烟，在晨曦中清歌漫舞，与铁轨的轰鸣声同奏出那曲唐玄宗与杨贵妃时代脍炙人口的“霓裳羽衣”。我遥望大地，视线里是一望无垠的黄土地，那些土壤与我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我的家乡四川盆地看到过的土壤不一样，土质呈黄褐色。在中国，只有代表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才会有这样的土壤。它说明我已经进入了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神秘核心地带。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陕西咸阳至河南洛阳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西起宝鸡、东至洛阳，延绵500多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这里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具生气、也最富魅力的地带。渭河与黄河在此交汇，张骞曾从此地出使西域，而文成公主也是由此地出发嫁入西藏。中国最早的王朝夏朝据说也是崛起于这片黄土之上，殷墟的甲骨文与鼎盛时期的青铜时代，以及农业史上开创先河的井田制，都与这片黄土地带紧密相关。周人也起源于此地，周武王灭殷后，把黄河东西两岸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最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西周。西周的兴起为这片黄土地增添了不少神光灵气，而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次哲人会面——孔子见老子，更为这片黄土增添了辉彩。假如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它的神圣，那么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都城——唐朝的长安城就建立在这片黄土的中心地带，皆可说明这片土地的伟大与威武。
西安曾是中国历史上十一个朝代的都城，也是一座重要的历史舞台。许多史事与人物曾在此搬演变迁，尽管我们后人已经无法再一览当日之全貌，而那些遗留下来的秦砖唐瓦以及雕栏玉砌，却仍旧能引领我们穿越时空，沉湎于历史的猜想与反驳之中。古都西安的诱人之处，就是在于她神秘的历史面纱和浪漫典雅的文化气息。
黄土与制度
一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话语里或许包含着一个个惊人的故事，但话外之意，却十分简单，它形象地表达了黄土高坡上的陕北村民弯腰耕作的情景，常常使人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从周朝时期的“井田制”到共和国时代的“责任承包制”，都说明了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农业耕耘制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形成中国社会性格特质的因子。
西安所在的黄土地带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发源地。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看到以西安为中心、北至黄土高坡、南至秦岭，延绵200公里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在这一地带，渭河与黄河交汇，大量黄土来源于黄河，经过上百万年的冲刷、流淌，形成了今日的黄土高坡。它的深度从15米到200米不等。大概是因为河流冲刷的泥沙土质松软，有利于农业耕种，所以中国早在周朝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以农耕为国家主要经济基础的局面，而中国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国。
黄河不同于美洲的亚马孙河、埃及的尼罗河或是印度的恒河，它始终在流淌的河流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有时会占50%以上的河水含量，这样一来，就容易造成河床堵塞，以致洪水泛滥，进而造成大量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此时，一个有效、且有威望的个人及其组织就十分有必要用于号召及帮助人们抵御洪水的入侵。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叫“亚细亚生产方式”。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曾说道：“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韦伯的学生卡尔·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也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
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也产生了“卡里斯玛（Charisma）” ，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就透露出“水神”的信息。《乾卦》说：“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说：“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孟子》中提到的治水有十多处，可见在古代中国治水的重要性。这也说明了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中国社会的制度甚至法律的起源与治水有着紧密的关系。
从上古洪水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从中国独有的象形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字中蕴含着“水”，它仿佛洋溢着神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秘力量“法”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刑”。“法”字本身却以它“无意表现出的事实”，将“水”有关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传述了它古老的来源，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这也是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实施的“法家（Rule by law）”的合理化缘由。
井田制及其间架结构
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录的王朝是周朝，它发源于西安附近，属后起之秀，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影响远超在甲骨文和青铜技术达到顶峰时期的商朝，开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先河。中国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都有某些方面的类似，大体上说，它们都是以世袭贵族来掌控地方政府。周朝有诸侯、王室的家属和各部落的首长。他们被分为五个等级，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和义务。
周朝的国君周公以“礼”为依归，他是中国历史上把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的第一人。在他的统领之下，每个地方诸侯都有自己的宗庙，不仅爵位世袭，而且在周朝初期还享有军事指导权。后来有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周礼》，相传就是出自周公之手，这为日后的孔夫子找到了精神依托，他毕生的事业就是恢复“周礼”，所谓“克己复礼”，并创建了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学说，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周礼》中提到了一种叫井田制的农耕制度。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也不准转业。所谓“井田”，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饼种。“公田”的概念后来被儒家吸收为“天下为公”的原则，并不断被后人颂扬。孔夫子将它归功于周公，进而大力主张“复礼”，使“周礼”成了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乌托邦。秦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在搞“克己复礼”，难怪曹操都要说：“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井田制度”是“间架性设计”的代表。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3000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认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毫无疑问，周朝的“井田制”开创了间架性管理体系的先河，它在经历了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并最终在治水的传统组织的基石上衍化为专制间架结构的国家体制，使中国人在后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饱受这一间架性结构的磨难。
秦始皇与兵马俑
从西安市乘车往东30公里，路边有一绿化了的小山丘，据说这山丘下埋葬着统一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踩踏在始皇陵的山丘顶山上往东眺望，即可看见中国考古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兵马俑博物馆。这两地相距不过几公里，而汽车从始皇陵门前的大道驶入兵马俑的这一段距离，却显得格外漫长，仿佛使我行进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之中。
人是历史创造的，还是人创造了历史？这显然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无论是历史创造人还是人创造了历史，都必须经由合理系统的思维加以批判验证，而且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人是时代的产物。历史有自身的决定力量，只有它存在某个特定的起点，或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此后的历史及其事物是如何发展变化而来。
公元前771年，由于西周的国王在西安被杀，王子东迁，建立了东周，政治和军事由此长期一蹶不振。此后的中国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不安的时代——春秋和战国。在这一时代，记录有170多个国家的名字，各国相互猜疑杀戮，外交与内政，生产与治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各社会由此产生了流动性，并冲破了贵族与贫民之间的阶级。平民出身的学者及思想家们开始周游列国，进谏于诸侯，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思想交融，后世称为“百家争鸣”。事实上，所谓“诸子百家”只是广义的形容，百家争鸣的时期各种学说派别加起来不过二十几种，但他们中间只有法家、儒家和道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思想的繁荣局面展开时，一种主导性的思想及指导性的原则以及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儒家的孟子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前50年就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加上军事与经济等的诸多原由，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帝国由此脱颖而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了齐、燕、楚、韩、赵、魏，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位一统中国的帝王曾一度被视为“私生子”，其父据传是富商吕不韦，他施计巧妙地把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立为秦王所钟爱之妃的已子（此人后来成为了秦王子），然后又将已怀有生育的美貌姬妾慷慨地奉送给了秦王子，而这位已怀孕的姬妾日后所生下的便是秦始皇。不论此段玄妙的故事是后人为丑化秦始皇而捏造的谣言，还是有据可依的历史史实，这都无关宏旨。历史的聚光灯已聚集在秦始皇及其开创的秦帝国身上，而没有兴致去探究秦始皇本人的来历及其合法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了中国的版图，广东与广西，四川所在的巴蜀以及现今的越南首次并入了中国的版图。封建制由此终结，郡县制逐步被推行。春秋战国时代的杂乱之局面撤离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即成为了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轨”的社会，为中国人治理中国、发展中国文化奠定了基础。秦始皇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骚扰，维护疆域的完整而不顾及百姓甘苦，把秦昭王修建的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修筑到了北纬41度左右。又为建立全国拥戴的首都，从东面移迁十二万户豪门于咸阳，以维护统一之精神凝聚力。从以上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的确有一高远的国家抱负及理想，而这一理想的背后，又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渊源于战国之学术”。
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初期的法家并不算很得意。但是，当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同学——李斯成为秦皇身边的谋士后，情形随之改变。法家的“法”是刑、罚的意思，与西方的“法制（Rule of Law）”有本质的不同。法家站在唯物论的立场，以追求君主统治下的国家富强为目的，这就不能创建西方以人权为基石的法制社会。法家同时也讲“势与术”，他代表的是君王的利益与意志，这似乎很符合秦始皇的口味。他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及其焚书坑儒的行为显示出秦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这个国家以征服其它国家为职业，以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机制而滥用职权。若我们打趣地用一个现代术语来形容，秦始皇开创的秦帝国虽然还谈不上是“邪恶轴心”，但也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氓国家”。
一个庞大的征服国，必然会有一支强大精悍的部队为之冲锋陷阵。从今天在秦陵东面不远处出土的秦兵马俑规模上，我们看到了秦军的威武与壮烈。秦陵兵马俑位于西安市临潼县东5公里的下河村。1974年当地一为姓杨的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它，以后又在附近发现了2号坑和3号坑。第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近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坑内有各具表情、真人般大小的武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七千多件，排成方阵。二号坑有一千多件兵马俑，是以战车、骑兵为主组成的4个兵种混编的阵列。三号坑属于指挥位置所在的小坑，有六十多个类似军官的秦俑。它们的装饰也比一般士兵精细，而所有塑像的姿态也按当日之战斗的需要而定。
从秦兵马俑的制作规模和精细的程度，我们不难想象二千多年前修建兵俑时各类能工巧匠们集思广益的情景。这么庞大的兵俑不可能在一人的方案和决策下进行，它必定是一个各抒己见并最终趋于统一的过程。它反射出了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真实性，也说明了中国人在起源于“治水”组织的模式下，全面动员的历史事实。事实上，秦始皇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集议制”，它允许人们（主要是官僚机构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谈论政事，并发表不同意见。后来的汉朝、甚至清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只是称之为“清议”而已！
秦始皇在铁腕统治中国十二年、游历了名山大川、享尽了阿房宫内的歌舞生平和荣华富贵之后，病死于沙丘。他留下了一个实际上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接替的位置。他刚去世，下边的人就乱着一团，自相残杀。接着，陈胜与吴广带头闹起义，全国各地都揭竿而起。仅仅又过了三年，这个盛况空前的秦帝国，就从此消失在了黄土之上，后人们也只能从黄土堆里才能找到它的历史痕迹。
华清池的浪漫与腐朽（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