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核试验挑战民主

North Korea said Sunday night that it had set off its first nuclear test, becoming the eighth country in history, and arguably the most unstable and most dangerous, to proclaim that it has joined the club of nuclear weapons states. The announcement was a banner headline on newspapers across the world.

本月九日，日本首相飞抵韩国首都访问还不到30分钟，安理会推选的韩国外长潘基文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第四轮投票中基本上被确定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之时，朝鲜突然宣布成功进行了核试验。

此前一天的八日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接任劳动党总书记九周年的日子；一天后的十日是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朝鲜选择中间的九日进行核试验，并对国际社会宣布此事，是希望起到巩固其专制政权的效果。

朝鲜的核试验成功标志着它成为全球第八个核武国家。也使它实际上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公开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精神领袖”。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点燃长期以来世界大多数公众普遍认为的“核战争不可能爆发”的星火。

生存与发展

朝鲜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以前苏联为蓝本。它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盟国，并在地缘政治方面与这两个国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在朝鲜半岛发生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战事期间，它也一直接受来自中苏的支援。

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在全球遭遇了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俄罗斯沦落为世界上没有健全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二等公民国。中国却在有西方求学背景的四川小个子的号召下见风驶舵，转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的战略，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朝鲜却仍然徘徊在以追求“乌托邦”为最终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小径中。

1997年8月4日，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日发表了题为《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的著作。并在同年十月从其已故的父亲金日成手中接过了权力的交接棒，成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而这位年轻时曾学习过机械与驾驶，并在文学领域有一定造诣的新一代当权者，在上台后并没有有效改善以往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而是时常沉湎于“卡里斯马（Charisma）”的神奇魅力中。据西方媒体报道，他时儿开着自己心爱的宝时捷跑车，和朝鲜航空公司的漂亮空姐们一起，为追寻新生活而云里雾里的“飞翔”。

僵化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不仅无法保障国家的健康发展，也不能与发达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接轨。面对一个在任何领域都要比自身发达的民主韩国，身为同一民族，共产党朝鲜表现出来的不是积极的学习和效仿姿态，而是走上了一条发展常规军事力量的道路，并发造就了一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军事体系。朝鲜长备武装力量为人民军，分陆、海、空三个军种，现役部队105，5万人；准军事部队18，9万人；工农赤卫队约350万人，最大年龄为60岁，建立于道、市、村镇，指挥序列为旅－营－连－排，装备有轻武器、迫击炮和高炮。据韩国政府高级官员称，如果朝鲜对韩国发动突然袭击，在没有驻韩美军援助的情况下，韩国几乎不能取胜。金正日本人就是一个喜欢玩弄枪炮的人，而且是个左右手都能开弓，百步皆中的一流枪手，他无疑继承了朝鲜人好斗的民族特性。

国际政治和军事环境

朝鲜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一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地方。

从朝鲜战争起，美军就成为了朝鲜半岛作战指挥的主宰。虽然韩国在1994年收回了军事指挥权，但战时作战指挥权仍由驻韩美军掌握，韩国因此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由外国军队控制本国军队指挥权的国家。近年来，通过美军撤走部分驻韩美军，使韩军加强“自卫”并收回对韩军的战时指挥权，也使韩国的防御由美军主导逐步过渡到以韩军为主、美国提供协助和支援。

实际上，美国根本不会撤走它在韩国的驻军，这不仅仅是为了韩国本身的安全，也是美国“双重遏制”和“双重规制”重要战略的策略。冷战虽然早已结束，但面对军力强大的朝鲜，和一个日益崛起的、在价值和制度都与之不相径庭的共产党中国（近年来，有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就放话说中国正在走当年纳粹德国走的步子），美国仍然需要在东亚部署强大的军力，以保障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维护自己在东亚的利益。事实上，美国不但没有减少它在东亚的驻军，反而通过扩建关岛这样的重要军事战略基地，而投入了更多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美军的行为与美韩军事同盟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关系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非常明晰的。朝鲜所扮演的军事角色虽不完全相同于当年“中苏友好”时期共同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但它仍然延续着当时的情形。

一旦中国与美国就台湾或其它问题发生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朝鲜就会毫无疑问地站到中国一边，俄罗斯也会最终表态（俄罗斯近年来在发展民主体制方面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感到非常失望），共同抗击包括韩日在内的民主国家。这实际上也就成了非民主国家共同迎战民主国家的战争，也就是儒家（朝鲜历史上就是个儒家国家）+ 东正教（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斯兰教（以伊朗为代表），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国家，日本虽然不是基督教国，但日本已经从包括制度和价值等根本上融入了西方的体制，而且日本在经济上从来都被视为西方国家。

一部“文明的冲突”就不只是理论上的话题。

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此后许多年，美国与朝鲜都相互敌视。冷战与冷战结束的后期，美国对朝鲜采取的是遏制政策。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1994年六月，美国还为阻止朝鲜开发核武器，争取韩国和日本的支持，使用武力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同年十月，双方达成协议，并签署“核框架协议”，美国改而采取“遏制和对话”政策。

针对朝鲜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美国采取“软”政策，向朝鲜提供了粮食援助，使它度过难关，以便维持朝鲜半岛形势现状。朝韩首脑会谈后，作为一种“鼓励措施”，美国不仅正式决定解除对朝鲜的部分经济制裁，还宣布增加对朝鲜的粮食和资金援助。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改善日朝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2000年十月访问了平壤后，美朝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的同时，对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据奥尔布莱特日后的回忆录记载，当时克林顿总统还打算在任期内实现对朝鲜的访问，但后来因为解决中东问题而在任期内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实现这一划时代的访问。

911事件使美国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把朝鲜定性为“邪恶轴心”国之一，并试图对朝鲜发动推翻专制政权的战争，最终却因为伊拉克战事的影响而未能付诸于行动。尽管如此，布什政府仍然批准研制了可用来摧毁包括朝鲜核设施在内的小型核弹头武器。这直接刺激了朝鲜，使朝鲜在2002年12月22日宣布拆除联合国在其一个核反应堆上装设的监察仪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6日，朝鲜政府致信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驱逐该组织两名核查人员。

2003年1月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总部举行的特别理事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称如果朝鲜继续拒绝改变其原先的做法，原子能机构将把此事交由安理会处理，对朝鲜实施严厉的“惩罚性”制裁。第二天，朝鲜官方通讯社就发表评论称制裁意味着战争。朝鲜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此，美国总统布什曾一度虚张声势说：“美国和韩国不会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事的拖累，布什后来一改往日强硬立场，表示美国愿意与朝鲜方面进行对话。这可见美国在关键时候却未表现出超级大国的“英雄气概”，也未能有效制止朝鲜的“核诈唬”！

2003年八月，持续三年之久的美、中、韩、朝、日、俄六方会谈在北京开始了第一次建设性会晤。事实上，这个“六方会谈”只是个试探性的会晤，因为五轮会谈下来后朝鲜核问题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而加快了朝鲜核试验的步伐。六方会谈前后三年的整个过程与其说是一帮无能的外交家凑到一起喝中国的茅台酒，还不如直接说它纯属是对世界和会谈各国的自我哄骗，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要达成令六方都满意的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世界的反映与选择

早在今年二月，朝鲜就单方面宣布自己已经是一个核国家，但许多人（其中不乏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朝鲜的宣布不削一顾，认为是金正日是在白日说梦话。现在，随着朝鲜在一座360米高山的地下坑道处，好似一个小孩第一次点燃春节的鞭炮一样，微小的当量，却使世界为之震惊。

全球各大新闻机构和媒体都在争先报道核试验的最新消息。一时间，一个一度被看着是“流氓国家”的国度，转瞬就加入由世界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核俱乐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运用自身智慧和力量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尽管朝鲜试爆核弹的技术最终还需要核专家们经过数据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据推算，此次核试验的当量仅相当于广岛爆炸的核弹的一半都不到），但相比之下，这已经并不是最重要的了。而且，难道国际社会还期望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朝鲜就能拥有摧毁整个汉城或东京、甚至能摧毁美国西海岸的核能力吗？

媒体上大肆偏低朝鲜核试验的爆炸功能和当量的本身即是一个视线的错误，它正好证明了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愚昧”的传言。事情的本身已经不是朝鲜试爆了多大能量的核设施，而是朝鲜是否已经拥有了令世界感到忧郁的核力量。即使它不再发展核试验，以它现在已经试爆了的核能力，加上朝鲜拥有的“大浦洞”弹道导弹，都可以杀伤韩国、日本和甚至关岛在内的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十万以上人口。

朝鲜在本月三日已经对外宣布它将在近期内进行核试验，使世界有了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由于各种因素，世界还是为之一惊！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人能影响朝鲜，但现在看起来事情却并不完全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感到很没面子，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当然也不排除中朝盟友之间有任何秘密协约或默契）。中国外交部在核试验当天就在官方网页上非常罕见地谴责了盟友朝鲜的核试验，称其为：“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并要求平壤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的桌上来。中国政府稍后还声称要“支持（back）”联合国采取的制裁措施。

布什说朝鲜的核试验是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朝鲜要对这种行为的后果全部负责。助理国务卿希尔也发表言论说：“我们不会和一个有核计划的朝鲜共存”。但国务卿赖斯却说美国只会考虑对朝鲜实施海空封锁，并不会武力攻击朝鲜。日本已经对朝鲜实施了新的、单方面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朝鲜船只出入日本港口。韩国也立即终止了对朝鲜的一切经济方面的合作与资助。俄罗斯总统也谴责朝鲜的行为，也要求朝鲜回到谈判桌上来。联合国安理会在本月十三日也开会讨论了制裁朝鲜的措施，虽然还有分歧，但最终必定会对朝鲜采取一致的制裁行动。

现实与纷争

朝鲜核试验必定是今年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大动作。它使全世界许多关注伊朗称之为“和平运用核能”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把目光和视线转向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却是敢说敢为的这个发展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曾经在上个世纪中叶与美国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并未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加之它的战略位置，以及既然被美国政府称为“流氓国家”，在历史上也做过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比如说绑架日本公民，利用外交豁免权向他国输送倒卖鸦片及大麻等），它自然就更容易受到各方的强烈关注。

可是，拥有核武器可能只是朝鲜在未来十年内，在军事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国际社会虽然强烈要求朝鲜立即放弃核计划，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成功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能被其它国家及其同盟国的外交攻势和经济制裁等手段吓倒，而重新返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及其军事盟友们要想解除朝鲜的核武装，已经面临比以往二十年间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和艰巨的任务。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核试验可能是首先考虑到了伊拉克战势的因素。或许金正日是正确的，即美国在此时不会冒大风险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国际上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因核试验而遭到过军事攻击的先例。事实上，巴基斯坦在1998年成功试爆了第一个核装置后，就受到了三年的制裁。911后，由于美国反恐战争的需要，巴基斯坦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最重要的盟友，地位仅次于北约。

虽然世界很难期望朝鲜能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反恐战争中，最终与美国发展成为盟友的关系，但世界也难以断言朝鲜日后就没有可能做出对美国或日本韩国有益的事。实际上，正如国际关系是变化莫测的，没有人能说：“我们过去是敌人，所以现在或以后就不能成为朋友。”

朝鲜核试验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事件，它比巴基斯坦的核试验还要有影响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譬如说导致直接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等）也超越了今年春季美国和印度签署的有关民用核合作的协议。因为它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导致东亚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在不远的将来也发展核武装，而这一点正是美国人担心的。据美国国家情报机构评估，只要日本下定决心搞核武装，那他就能在一年内拥有核武器。

合作与对抗

眼下美国人最担心的是朝鲜可能会利用已经掌握的核技术或成品走私他国，甚至支持恐怖主义，以换取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扬言要对朝鲜实施海空封锁实际上也根本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假如朝鲜的确打算出售核技术和成品的话），因为朝鲜完全可以利用他与中国的陆上交通来达到“目的”，也因此，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仍然需要获得中国的协作，即使是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只要不控制中朝边境和物流隧道，制裁也不会彻底。所以美国国务卿赖斯已宣布即将访华，争取中国的协作。

事实上，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至今没有发挥出任何有益的作用，而且他很可能在今后会使美国及其军事盟友们感到非常失望，原因不说自明。中朝有友谊基础，两国又都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几乎都是相同的政治体制。历史上两国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国家。文化上都是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者，经济上中国也一直在向朝鲜提供技术、资金和石油。中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很可能只是为了避嫌，为了表示维护《核不扩散条约》的国际公约而象征性地在安理会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们提出的制裁议案，而且中俄都肯定不会完全按照答应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的议案。

比较起他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来说，中朝之间的距离和价值观就亲近多了！因而，美国及其盟友们要想得到中国无私和积极的支持，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但若是中国也的确不能站在国际（西方世界）的立场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那么就意味着中国不能融入西方人制定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中去。由此，中国在将来就将面临着更严峻的选择，也有可能最终会像一个世纪以前的鸦片战争后，最后因力不从心而不得不去接受自己无能为力。

总之，朝鲜核试验是对国际合作和民主世界的一次考验与挑战。从人类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来看，核试验（不光指朝鲜核试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次考验，假如人类不能在未来的几十或百来年内就有效解除和销毁核武装的路径达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行动，那么它最终就可能只产生两个结果：

一，通过合作与协调，世界各国最终和平接受并发展成为民主政治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能合理分配世界日夜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机制，使世界整体上改变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和习性，通过几代人的衍变，创造出人类道德的新标准，从而使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适者生存，爆发大规模的核冲突，使世界从竞争的自然规则中选留优胜的国家和民族，这完全可能演变成事实，因为人类已经使用过了核力量来对付人类本身，就今天全世界范围内所拥有的核力量而言，谁能说广岛和长崎所饱受的无情打击，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恶劣的狂风暴雨之前的几点小雨点呢？

二战离我们只有半个世纪，但半个世纪对人类乃至地球生物来说不也就像我们在路上迈出的一小步吗。换句话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离我们仍然很近！

从历史看中日关系

Shinzo Abe, a staunch advocate of a bigger say for Japan in global affairs, was poised to win a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contest on Wednesday, setting the stage for his election as prime minister next week.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七十五周年。同时也逢日本自民党即将选举新总裁，若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现任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将顺利当选，并自动出任下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出任过日本外相，还参选过日本首相。祖父岸信介则在五十年代出任过日本首相，并在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坚持与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安全条约，为美日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

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将在此月把政权移交给新任首相。纵观小泉在任期内的表现，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推动永久性海外派兵、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以及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表现出了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果敢，因而也被日本国民视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典范，其言行直接影响到下一代届日本政治家们的政治风范和视野。

就中日关系而言，小泉纯一郎在任期内力排重浪，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使中国政府极为不满，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中日两国在地理和文化上关联紧密，历史上也有许多友好交往的史实，但上世纪中叶的战争使双方相互出现了仇恨与敌视的态度，也成为了两国正常交往的一个历史缺陷。

一，过去

日本是一个岛国，由于特有的自然环境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岛民心态”。这个合成词不能只理解为贬义，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岛民所拥有的某些特殊文化和性情是其它民族没有的优点。由于它在历史上受过中华文明（Sinic）的影响，因而它的文化和语言至今仍然保留着中华文明的某些因子。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由于自然环境的局限，为了更好地获得生存条件，日本民族也从来不把已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看成是僵化不变的事物，国家至上而下的统治以及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使日本民族时刻团结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周围，而来自上层建筑的政策和治国方略也就相对容易得到实施。

日本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社会革新，分别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大化革新”和日本明治天皇时期的“明治维新”。这两次社会变革改变了日本民族的命运，前者使日本民族学到了许多来自东方鼎盛时期中华文明的高超技艺、社会伦理，以及典章制度；后者使日本民族学习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宪政。1889年天皇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赋予了日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日渐发达，一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道德水准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缺乏自然资源，使日本上层人士不得不考虑一条“长久的出路”，这就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便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理念，改革军制，扩军备战，一致对外的政治方略，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为实现既定的扩张目标，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在后一次战争中与俄国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马关条约》和《朴次茅斯和约》，根据条约，俄国将过去所霸占中国的库页岛南半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割让给日本，将中国的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给日本，俄国还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条约签订后，日、俄两国立刻逼迫清朝政府给与承认。190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除了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外，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朝鲜，并将军事对象逐步瞄准中国东北。1915年，日本趁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份以无畏舰和机关枪做水印的文件中，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以及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以期达到长期拥有东北的目的。

1928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内矛盾也急剧加深，不得不加速了对中国的战事，并最终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引发了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二，现在（待续）

写在911的扉页上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on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day with tributes of silence and a recitation of the names of the 2,749 people who were killed at ground zero, ushering in one of many memorial gatherings around New York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ousands of Americans are observing a solemn day of remembrance. " For America, 9/11 was more than a tragedy--it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the world." ( President Bush)

今天是美国世贸大厦遭受袭击的五周年殉难日。纽约各界都在“零点地”举行了悼念活动，布什夫妇也出席了悼念仪式。

对美国人来说，911意味着恐怖。在一个爱惜生命、尊重人权的国度，在瞬息之间就失去了几千条生命，这不仅使美国人民明白了强大的美利坚并非坚不可摧，也使美国人民看到了自身的弱点。愤怒的情绪、国家的形象与民族的未来，促使代表美国人民的布什政府在美国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势力的呼声下，大张旗鼓地撕毁了国际公约，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发动了阿伊战争。911后五年内发生的事，使我们在人类文明变迁的轰鸣声中，听到了来自历史的轰轰惊雷。

人类表现出的以个人、家庭、社群、和国家为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的特性，使人天生就是亚里斯多德论述到的政治动物。人作为一个地球动物类别的存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层面上显示出合作与排斥的态度。不论是追求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法律或是舆论的制约。若是在追求或保护利益的过程中，需要超越法律与舆论，就会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形似：武力（或战争）。因为只有武力才能最终按主观意愿改变现状达到目的，因而，武力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在不同类型的人或群体中，有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贬义词，也可以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褒义词（维护正义的战争）。

纵观世界文明的变迁，从东方到西方，战争始终左右进程。雅典人抗击斯巴达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充满想象和理想、但却不能在政治上团结的希腊人得以被征服他们的民族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近东，并使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等地的文字语言。

罗马人以优越的军事技术和社会的凝聚力，在两次布匿战争之后，直至公元前二世纪，征服了马其顿王朝的各国。接下来，汉尼拔征服了西班牙，一代枭雄凯撒则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也在一百年后被征服。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版图横跨欧洲，罗马人所偏爱的希腊文化（希腊人曾认为自己比罗马人更文明，这就有点像乾隆时期的中华帝国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从艺术和语言到建筑和哲学，也同时在罗马的鼎盛时期传遍欧洲。

但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他们比罗马人软弱许多，便削弱了希腊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使罗马人在政治和伦理的某些方面最终产生了更好的哲学，也扩大了西方文明的领域。这同时使通过武力征服欧洲的罗马人看来，其他民族都是野蛮的，只要愿意什么时候征服他们，就可以征服。罗马人认为自己的帝国是全球性的，正是这个日后赋予了基督教的观念，又使基督教日渐演变成为一个一心要包含（审理）整个世界的“公教”。

从近代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纳粹德国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再经由美苏冷战（事实上， 美国在越南、在朝鲜半岛等地的军事行动也是冷战的一部分），颠覆了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唯一超级大国的存在”和核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即使是二千多年前中国的秦始皇，也是通过武力征服了各诸侯国，才最终统一了中国，并形成了中国人“大一统”的观念。由以上可以看出一个客观事实：人类文明的每一步进程，都有战争与之伴舞。

美国发起的阿伊战争，是建立在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所谓新保守主义，特别的鹰派，主张把美国的力量与其文明使命联系起来。乔舒亚?默拉齐克说得更明白：‘我们喜欢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跟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但是他们的眼光仅局限于国家利益，老布什是其典型代表……而我们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呢，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益是跟在世界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交织在一起的。’”

这些言论可能会导致令世界更加动荡的后果。尽管这样，一个有能力和实力、并具备客观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为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一元化”所需要的客观阶段。联合国仿佛为这样的目标奠定了基础，但联合国目前也还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不是一个在观念和价值方面统一的场所）。一元化的概念就是简单的一个“同一”的世界。用儒家的话来说，就叫“书同文，车同轨”是一个高尚的大同理念和目标。

事实上，正如人类同属地球生物类，达尔文所言之“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虽然达尔文并没有直接论及人类在文化和制度上也存在生物进化的衍变过程，但正如后来的马克思因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启示，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超越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束缚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就将爆发革命），因而生物进化论就同样可以诠释人类所有社会变迁的轨迹。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武装冲突，就是亨廷顿已经指出的“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之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不单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有可能在日后把亨氏所论之“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也演变为现实。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是造成冲突的根源。但若是儒家文明能经由“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改变了它千百年来的价值观和制度，那么结果就会成为亨氏在提及文明冲突论时所真正指望的：“是为避免冲突”，最终就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轨迹。

当世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都朝向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价值观与制度的区别也就随之进入了历史的洪流，“历史的终结”就会真的浮现出来。福山教授所言：“尽管世界没有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唯一的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过程会使世界上所有不同肤色、不同地理、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一条“大同”的道路。

911事件及其美国的反应，可能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是单纯和狭义的民族主义）促使人类再次经战争的洗礼而奔向未来的开端。近来发生的、建立在日美军事同盟之上的共同导弹防御体系，以及黎以冲突，也为下一场“文明进化”，拉开了又一序幕。

注：这篇小文只是随笔，不代表我最后、或不变的观点。

泛谈“礼仪之邦”

路经新华门时抓拍到的照片：“民”字被夹在两把刺刀之间


最近在报刊上多次出现相同内容报道：中国游客在海外旅行时，不仅行为举止非常不文雅，有的甚至还把所住酒店的餐具都带走了！感到十分遗憾！像这样的一个正在“崛起” 中的文明古国，又怎么能够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去为其它民族树立典范呢? 若要做一个专题研究，恐怕写一本书也难以理清。在此，我只扼要谈谈自己的陋见。

中国有“礼仪之邦”的号称。“礼仪之邦”的内涵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事实上也是建立在儒家伦理之上。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孔子在《论语》中说：“克己复礼为仁”，他主张“仁人爱人”。所以，在剖析“礼”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仁” 。仁是指人们通过道德上的个人修养而达到的最高人生境界。

“仁”字是由“二”和“人”合成“仁”，而“二”不是单指一个数字符号，而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仁”比“人”字虽只多了一个“二”字，但它的内在涵义就与这个“二”紧密关联。因此，从中国特有的象形文字上分析，仁是由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在道德，是一个需要和他人整合的过程，只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流，在群体的环境中才能达到仁。

“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就像“自由”和“道德”是一体的两面一样。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礼”的作用，及其在造就人时所充当的角色。“礼”是一种近乎于宗教活动的习惯和行为规范，以维护社会人际关系。个人是要通过“礼”才能转化为社会成员，而“礼”的运用则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各阶层也通过“礼” 来规范他们的生活，以达到和谐一致。所以，“礼”是构成中国二千多年文化传统价值的外在形式，最终目的是要人们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达到内在的“仁”。

孔子在《述而》中说：“仁远呼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八佾》中他又说：“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可以看出孔子是认为每个人对仁的实现程度都有所不同，没有人能完美地体现出“仁”。因而，一个循序渐进的追求“仁”的过程也就出现了。

儒家的“仁”事实上须由“小人”发展到“人”，再发展到“君子”，最终才能达到“仁”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最终进入“大同” ，体现“仁”的最高价值。而一个单个的个人，是只能通过对“民”、“人”至“君子”的逐级实现，才能达到“仁”的一切行为楷模的最高之境界。因而，儒家把人分为了几个不同的等级，“君子”、“人”和“民”。“民”则是最低等级，如孔子本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在《卫灵公》中就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在《论语》中表现出来的“人”往往是指享有政治地位和特权的上层阶级。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区分来自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区分基本上是文化而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有些学者也抱相同的看法。在以孔夫之为杰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在这个二千多年前就基本上规范好了的社会等级体系中，我们是找不到诸如基督教义中强调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的思想源泉。

古代中国人曾认为人天生是善良可亲的，孟子曾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无形中促使中国人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意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仅未能产生诸如西方人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念，而且视“明君圣贤”所制定的制度礼仪为最高行为准则。加上儒家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以“礼”所衍变的制度化和道德化强制性要求每一个“人和民”（本性都是有私利的社会个体）实现毫无个性所言的自我约束，客观上就削弱了中国人发挥个人公共道德的精神。这种缺乏公共道德精神的现象，在今天这个普遍以经济和物质财富有来衡量他人价值乃至道德品行的社会里就更加突出。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及家庭属于私人领域不同，儒家是“公私不分”，认为父子关系和君民关系是相同的。由于孔子曾说“仁者人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爱的精神是你人自己所具有的，爱你自己的父母及亲人是最根本仁爱。这就削弱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所以，中国游客走出了国门后把酒店的东西带回家，就像他们把办公室的物品带回自己家一样，丝毫没有内疚感。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米德(G、Mead)所言：“在人类社会的经验和行为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自我有机结构都是由这个过程整体（社会体系）的有机关系类型造成的。”

在强调道德的儒家社会里，统治者的权威根本上就是道德的权威。这无形中就促使多数中国人天生就以“圣人” 或“君王（皇帝）”为表率，也想日后也做圣人、做皇帝。而“圣人” 却只能给人提供精神上的慰藉，无法解决诸如吃饭穿衣，甚至享受男欢女爱之类的人之常情。而“皇帝”则既可满足精神需求，也能满足物质需要，因为皇帝在现实生活中跟人们的直观印象往往是“生活豪华而又一呼百应”。

因此，中国人往往更多的是憧憬着拥有皇帝级别的财富和礼遇，而儒家的道德伦理也变成了工具，而非目的。按黑格尔的观点，人是有物质欲望的动物，也是需要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同的动物，后者也是人有别与任何其它地球生命类型的不同之处。共产主义发展到今天，之所以逐步被民主制度所取代，主要原因就是不能提供合理的创造和分配物质的制度，不能完全认可“民”。

在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在为靠近甚至达到“帝王级别”而奋斗的社会里，又有多少人会在乎他人的死活呢？在达到较高级别的人看来，不顾及低级别的“民”是合情合理的事，不会有任何良知上的不安。儒家自身的伦理实在儒家社会结果际上是实得其反。大概也是因为这种现象在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潜移默化后，儒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恶性，开始提倡“人本主义”。但依我之陋见，因该题为“民本主义”，正因为“人”在儒家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认同要高于“民”，因而从基本的一个层面去发展强调个人的“民”就更有必要了！打趣地说一句，“民主”的本身也是从“民”开始啊！

在现实生活中，“人”和“民”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但在儒家千百年形成的社会体系中，他们之间却有着除文化以外的区别。比如说，势利的人就不会把一个跪在地铁门口要饭的人当“人”，此时，这位要饭的人就降格为“民”了！中南海新华门门口那几个金灿灿的“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就是先提及“人”再谈到“民”。这非常微妙，也十分复杂，它涉及到“法家”对儒家的影响。“尊君卑臣”的观念也是由“人”与“民”等级论的衍化过来的。而“人民” 即英文中的“People”，在西方却是一个没有等级区别的同一概念。

事实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中，不仅儒家藐视、遏制“民”，道家和法家同样如此，而且还过之。道家的《老子》说：“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老子认为人民一旦有了智慧，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大肆主张“愚民”。这比儒家通过“选贤任能”的方式来鼓励人民提高知识（实际上就是掌握儒家理论），从而获得“晋级”更可怕！而法家的韩非子则根本就认定人民是愚昧无知的，无法了解国家的政策含义（仿佛是这么一回事，但若是民都不能了解国家的政策了，国家的存在还为了什么呢？不就只是为一小撮人服务了吗？）。韩非在《显学》中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人民都如不懂事的孩儿一样，不能全然了解政府谋求长治久安的用意。这显然更没有把“民”当成一回事！

归根结底，中国人在海外旅行时表现出来的丑陋行为，源于影响中国人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里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中央文明办公室最近公布的“出国公民行为准则”虽然不加掩饰地揭露了“赤裸上身招摇过市”、“咬着牙签东张西望”，使中国人难堪的细节，也因这种罕见的坦率而表现出了为建设“软实力” 需要的自信，但它并没有触及到根源，而且在方式上仍然表现出了“教化”的儒家特色。

一个有些病症的人或群体，自己靠感觉给自己开药方，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很多中国人很羡慕西方发达国家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可是他们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西方社会能发展到今天，源头还必须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源正是我们每个儒家社会公民的先祖（今天正好是教师节，孔子是中国的杰出教育家）留下的“祖训”。

但另一方面，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脱出来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脱离已有的文化传统基因，去寻求新的变革（而非创造性转换），也必然会导致悲剧。民主也不可能离开一般性文化基础而充分发挥它的功能。 由此，我又想到著名美籍日本学者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的一个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Democracy）的社会制度中，人们将长期生活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